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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建国后忽必烈为什么将国号定为元?

分类:历史解密 2021-07-22

忽必烈是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同时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确定以大都为首都。1274年(至元十一年),命伯颜大举伐宋。1279年(至元十六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

中国历代的国号,多与这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有渊源,如周天子崛起于“周”这个地方,所以他后来定国号为“周”;刘邦定国号为“汉”,是因为他曾经被天下盟主项羽封为“汉王”;曹操的儿子称帝,国号“魏”,是因为曹操曾做过“魏王”;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领过周朝“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一职,因此建国后定国号为“宋”。

但是,忽必烈在定元朝的国号时,并没有沿袭这些方式,而是另辟蹊径。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经过一系列的内争外斗之后,终于在1260年坐上了蒙古大汗的宝座,七年后,忽必烈迁都大都城,即今天的北京城,又过了四年,他将他的国家改名为“大元”。“大元”的国号出自儒家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句,是对广阔无垠、无始无终的浩大宇宙的赞叹。不过,这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当然不是忽必烈想出来的,虽然他很热爱汉文化,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对于汉文化,他还没有熟练到运用自如的程度。“大元”这个国号的提出,其实是来自饱读诗书的中原人的建议。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道:“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其实,还在漠北做藩王的时候,忽必烈就已经有“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并开始为将来的大业聚集一些有学问的人才。他对汉文化特别神往,所以特地延聘了许多汉人到王府来做幕僚,向他们学习汉人的文化和制度,这些汉族幕僚中,有一个法名为“子聪”的和尚,也就是后来的刘秉忠,就是他协助忽必烈改的国号。

刘秉忠比忽必烈小一岁,他出生时,中国的北方已经被辽、金两朝统治了两百多年,刘秉忠的父亲和爷爷,都是金朝的官吏。刘秉忠17岁的时候,当了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令史这个官很小,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科员,而且是从事文案的科员。然而,刘秉忠从小饱读诗书,他8岁入学,“日诵数百页”,志向远大,因此不甘于做这份下级文吏的工作,终于辞职到武安山出家为僧了,法名“子聪”。

1247年,三十多岁的和尚子聪游历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留在云中南堂寺。忽必烈未当皇帝时,一次召见海云禅师。海云禅师乃是佛教临济宗的领袖,声望颇高,当他路过云中时,听说刘秉忠博学多才,就邀他一同前去见忽必烈。刘秉忠天文、地理、律历、遁甲等无不精通,他虽云游四方,但依旧留心世事,因此,和忽必烈交谈起世事来了如指掌。一番交谈后,海云禅师南还,刘秉忠就留在了忽必烈身边。忽必烈非常器重他,刘秉忠的满腹文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在忽必烈之前,大元帝国的君主们都没有用年号,为此,刘秉忠对忽必烈说新君即位,应该颁布历法。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由刘秉忠带头,几位大臣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呈文说:“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就是在忽必烈的认可下,改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工作逐步完成了,于是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

按理说,元朝的统治者是来自蒙古的蒙古国人,要是命名国号,可以用“蒙古”两字,怎么也不会是“元”字啊。而且命名“元”为国号的忽必烈,也未曾做过什么“元”王啊。那为什么忽必烈还是决定用“元”作为国号呢?

其实“元”这个字,是取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意思是希望自己的国家的疆土可以变得像天空那样看不到边际。寄托着统治者希望扩大疆土的欲望。

但《易经》是汉人的书籍,对于蒙古人来说应该是不怎么熟悉的。这就多亏了一个人,就是元朝是著名的汉臣刘秉忠。刘秉忠是一个学者、政治家、文学家。因为熟读《易经》,见到易经中的这一个词语,它所含的深意正适合作为国号,便将这个词语上奏给了正在取国号的忽必烈。

忽必烈知道这个“元”字的深意后,也决定以此为国号了。还特意招来许多文人,拟了一份《建国号诏》来通告百姓国家易主的消息。而且即便后来元朝人赶回去的大漠之后,还依旧沿用“元”这个字来作为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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