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纪实：元帅之子回忆沂蒙山反扫荡作战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日军先后两次在山东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鲁中、清河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秋天，日伪军将“扫荡”的重点转向沂蒙山区。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1941年8月，山东分局按照中央决定，确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
9、10月间，父亲和陈光率师部经四天强行军，到达临沂青驼寺。父亲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115师和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并对秋季反“扫荡”进行了部署。
2000八路军悄无声息突出重围
11月初，驻山东的侵华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纠集3个师团、4个旅团的日军主力，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父亲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来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11月4日，日军从沂蒙山区西部的蒙阴县城出发，偷袭山东纵队机关驻地马牧池。经过苦战，山纵机关分散突围，随后向北部的泰山区转移。为了防止落入日军之手，山纵机关的电台砸了，密码本也烧了，因而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
当时，115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机关共2000余人仍驻扎在沂南县留田村一带，而战斗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这时，日伪军正逐步向留田逼近的情报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5日拂晓，临沂、费县、平邑、蒙阴、沂水、莒县的日伪军，兵分11路，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到下午，日伪军最近的离留田只有七八里，远的也不过十几里。特务营已经在留田周围的山头、隘口，构筑工事，实施警戒，形势十分严峻。
下午，在留田东南面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子里，父亲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
会议集中讨论如何突出重围。大家一面看地图一面讨论。概括地说，提出的方案有四：一是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四是分散突围。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因此，人们在考虑突围方向时，自然而然地把南面排除掉了。
然而，父亲的主张却正是向南。他分析了敌情，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东面，沂河、沭河已被敌人严密封锁。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而且处于国民党军队控制中。如果我们北上，很可能遭到日、顽的两面进攻。西面，临沂通蒙阴的公路已经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而南面呢，正因为是敌人的大本营，可以出其不意。既然日军把兵力都集中到了沂蒙山区，其大本营必定空虚，那里倒可能安全一些。父亲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包围圈，然后向西，进入蒙山南部。
按照父亲提出的方案，这2000多将士悄无声息地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突出了重围。行动中没有开一枪，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同行的有一位德国进步记者叫希伯。突出重围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对陪同他的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纪念。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他写的文章不久发表在115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无声的战斗》。
儿子幸运脱险，女儿生病夭折
在父亲指挥“无声的战斗”的同时，我在照料我的刘湘阿姨带领下，也经历了躲“扫荡”的艰险历程。当时，母亲刚刚生了一个小妹妹，还在月子里面。父亲决定把小妹妹交给老乡抚养，随后又决定让刘湘阿姨带着我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了张庄区九道沟村尹大娘家。当时我只有两岁多，还不记事。以下所述都是带我的刘湘阿姨回忆的。
那一天，刘湘阿姨和牵毛驴的小杨叔叔护送我到尹大娘家时，天已经黑了。尹大娘让她的儿子成安领着小杨去山沟里睡觉，派她的女儿秀兰背着她的小外孙，陪着刘湘阿姨和我上黄岩顶的山洞里住宿。
第二天天亮后，我和秀兰母子都还熟睡着，嗡嗡的飞机声就把刘湘阿姨惊醒了。接着她就听到山洞顶部有脚步声，抬头一看，原来在洞顶有一道很长但并不宽的裂缝，在裂缝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现了一双牛皮鞋的鞋底，她知道鬼子就在洞顶。幸而鬼子没有发现这个山洞。
后来我们住的山洞暴露后，那个小羊倌又领我们来到另一个山洞。这个洞很小，只能容两三个人。几天后，干粮袋里连馒头渣也没有了，刘湘阿姨便从洞外的枯草丛中找来一种叫柳夹嘴的野菜。我不吃，嫌苦。她又带我到已经收获过的花生地里拣没有收尽的花生。
过了一段时间，师后勤部的军事科长周桂生找来了，要我们马上转移。我们又跟他连夜转移到九子峰下的铁峪南山。我和刘湘阿姨住在田大娘家。在这里又碰到一次惊险的遭遇。一天凌晨，敌人合围了铁峪南山。刘湘阿姨刚刚用草木灰把脸涂黑，汉奸已经进了田大娘家。他们指着我问田大娘：“这是谁的孩子?”田大娘非常沉着地说，刘湘阿姨是她的闺女，我是她的外孙，刚从婆家回来。随后田大娘对她儿子说：“还不快领着小宝出去玩去。”她的儿子便把我领出了屋。我和刘湘阿姨终于逃过了一劫。
几天后，父亲带着部队又打回沂蒙山区，我又回到部队。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和刘湘阿姨转移到滨海地区。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那位刚刚出生还未满月、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妹妹由于躲“扫荡”，交给老乡抚养，因为病了又缺医少药，已经夭折了。
“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父亲率部在沂蒙山区由西向东，从南到北，同日伪军兜圈子。他经常“以敌为轴心转动”，同一路日伪军保持不即不离的状态。有时，日伪军刚刚从东面出村，他就带着队伍从西面悄悄地进了村，日伪军烧的开水还是热腾腾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对这一路日伪军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日伪军却料想不到他们日夜寻找的八路军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因此，他认为在反“扫荡”中，跟着敌人走往往比较主动，而被敌人追着走，往往陷入被动。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在敌人“扫荡”时，有时也会出现被敌人追击甚至合击的被动情况。他认为在这时最重要的是尽快摆脱敌人。
一天，在指挥所附近又发现了敌情。父亲立即率部向马牧池方向转移，途中遇到一条河，河上架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要过桥，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了。按这个速度，不等队伍过完，敌人就可能追上来。父亲来到河边，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趟过去，看看水有多深。”侯参谋脱掉棉裤，一下水，感到像刀子一样扎人。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趟过了河。水不过齐腰深。此时已过立冬，水虽然很凉，但人完全可以过。父亲立即下令，全部徒涉。于是，一路纵队改为横队，部队很快就过了河。
过河后，有的参谋建议把桥拆掉，以免被日军利用。父亲下令：留着它。同时派人把河两岸的脚印都扫掉，消除涉水的痕迹。
父亲身边的参谋人员都明白了他的用意，高兴地去执行命令了。日军惯于按条令机械办事。有这样一座桥，他们便会顺着桥走。如果没有了桥，倒反而会逼着他们徒涉。显然，让敌人从桥上慢慢通过对八路军更为有利。
1941年底，父亲他们开会部署第二年的工作，决定朱瑞留在山东纵队，父亲东渡沂河、沭河，到滨海区同师部会合。山东纵队派了一个营护送。
在父亲快要到达沭河边时，突然发现自西向东、到滨海进行“扫荡”的大批日军，沭河两岸都有。然而，负责护送他们的那个营却同他们失去了联络。这样，在父亲身边就只剩下参谋李燧英、警卫员和警卫排，总共不过35人。沭河硬冲是过不去的。父亲吩咐大家在一个小山村隐蔽宿营。
第二天拂晓，哨兵发现村外有日军。天一亮，如果这30多人被日军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父亲命令立即向西转移。西面不是敌占区吗?李参谋稍一犹豫，父亲似乎看到了他的心思，又轻轻补充了一句：“这样做反而比较安全。”李参谋联想到留田突围，思想豁然开朗，很快领会了他的意图。
果然，当父亲这支小队伍从两股敌人之间的缝隙插入敌占区后，倒反而平静了。当时，警卫排的战士们都骑着日军的大洋马，戴着缴获来的日本军帽，穿着日本军大衣。沿途据点里的伪军以为是“皇军”，都摇着旗同他们打招呼。父亲也叫李参谋向他们招手示意。这一天正逢赶集。当他们从集旁经过时，一些伪职人员还点头哈腰地迎上来招呼：“太君下马歇歇!”
他们在敌占区始而向西，继而向南，又折而向东，转了个马蹄形，到天色黄昏，终于渡过沭河，安全抵达滨海根据地。
父亲指挥的沂蒙反“扫荡”，特别是留田胜利突围，是他1942年正式提出的翻边战术的成功实践。所谓翻边战术，是“敌进我进”原则结合山东抗战实际的产物。八路军之所以要采用这一战术是由敌后具体条件决定的。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以前“敌进我退”的办法，就退无可退，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针对敌后的特点，当日伪军进行“扫荡”时，我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地，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着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
父亲认为，由于日军是异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便在其占领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后方空虚和八路军长期在敌占区的工作，八路军“翻”到敌占区仍可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权。
据中联部原副部长王力回忆，毛主席在谈到山东抗战时曾这样评价父亲提出的翻边战术：“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来源：历史资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