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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士梁漱溟自述:抗战时我为什么要访问延安

分类:战史风云 2021-07-18

本来退出南京时,各参议同人有奉命视察各地方者(如曾慕韩先生奉命视察云南之类),我自请视察陕西及河南。所以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实是延安。先经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好,又经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备车,遂于(1938年)1月5日往延安。关于这一段访问经过,我择要分述于次:

访问延安的动机

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

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做一考察。

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

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这里有两句话:

从进步达到平等;

以建设完成革命。

这是我的信念。不断的暴动与破坏,将只有妨碍建设,梗阻进步,延迟革命之完成,实在要不得。所以自从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国民党坚苦淬砺领导国人,共同抗战以来,当然是民族命运一大转机。我们欣喜之余,不能不考虑两个问题:

(一)多年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此转变是否靠得住呢?

(二)以同仇敌忾而得见国家统一,诚足欣幸;然为巩固此统一,似非国人有进一步的努力不可。

我对于暴动破坏痛惜于衷者愈久,则对于第一个问题想求得解答愈切。于是就非去考察考察不可。

从事乡村建设多年的我,无时不梦想国家统一,以便整个规划进行,觉得眼前抗敌的统一总不满足。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怀抱一些具体意见,想去努力看一看。

再明白地说,我访问延安的两件事: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一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延安所见

我于廿七年(1938年)1月5日由西安往延安去,于25日返回西安,往返共三星期。随行者有黎君邹君两位。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均不合于公路规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而愈问愈惊,多有出人意表者。

所谓陕甘宁边区者,闻其代主席张国焘(主席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二十一个县又半。人口是九十余万,而实只五十余万(张言如此)。即平均一县两万多人,岂不奇怪。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许多游记笔记,于那里生活情况,各有记述,亦不必详及。我只证言近四年前的延安确是苦(后来亦许不同)。

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 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穿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

学校似有六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如是等等。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自然其中卤莽灭裂、肤浅可笑者亦正不少。这是大胆创造时,所不能免,不足深怪。并且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

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脑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

政府党部及司法机关,皆曾参观。边区政府亦分民政教建四厅。县政府则有两个:一个是边区所属的,一个是自省政府来的。法院院长为广西雷君,据谈,他们的法律大半遵照国民政府,而亦有自己撰作的。还有一种露天开会的审判,最为特别(偶一行之)。监狱内亦有可记之处,惜记忆不清。

共党人物多半会见。唯军事领袖朱、彭、刘、贺、林诸位不在延安,未见到。又惜未多住些时,谋与乡民接近,借知其所感受者如何。

关于边区的民主政制,从条文及传说中曾得其略。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乡长,都是选举出来的,并且各级都有议会。手边无材料可资叙述,暂亦不愿随便批评。虽然是一个要紧问题,却从略了。

中共转变问题

我们参观地方党部的时候,由郭君洪涛接谈。谈到民众运动,指出农民会从前是不许地主、不许富农参加的,现在都许可参加。延安城内从前只有市民会,没有商会,现在亦照外面一样有商会组织。总起来说,民众团体以前是阶级性的组织,现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运动亦改变以救国为号召,一致对外,不再向于内部作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转变。

我们参观地方政府的时候,由代主席张国焘接谈。他谈边区的民主政制甚详。指出现行政制与从前苏维埃不同之点,例如从前没有选举权的人现在都有选举权被选举之权。同时谈到土地革命之放弃,地主多已回来了。不过土地已经分配,不能收回他原有土地,而由旁处补还给他。

关于土地问题,张国焘毛泽东都表示今后的方针政策尚有待研究,并希望各党派共同研究。——这自是一种重要转变。

地方政府所做的事,不论大事小事,似乎都与从前苏维埃时代不同。参观曾有笔记,今不在手边。记得教育厅正在改编各种教材(小学用的,民众用的),亦拿出来给我们看。建设厅指导办理合作社,因大环境改变(从前被封锁,现在开放),政策改变,亦变更甚多。

从事情上所见,大致如上,从理论上,则对于中国前途,似抱一种三段的看法。他们都说:要在抗战中求民主,亦相信必能相当实现民主(第一段);从实现民主,逐步前进中,就可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第二段);从社会主义进一步到共产,亦许是我们子孙的事了(第三段)。

因此又有两种责任或两大任务的说法:一种是现时实际任务,就是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一种是将来远大理想,就是完成共产主义。

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不可与其他党派合作的,他们将求着与大家合作;他们将争取不流血的革命,而用不着暴动和破坏。

我又曾提出几个问题,问他们。譬如我问: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即不团结呢?明白地说,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张闻天君答复我,他们原来是与国民党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其所愿,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我又问:过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斗争之客观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经转变不存在?请一一分析言之。假若不能指出其客观因素,则从前错误,□□□□□□□□□?□□□□□□□□□□,□□□□□□□□□□□□□□?——这一追问,仓促之间张君未能给我好的答复。

我又问:照一般之例,为完成革命,革命当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地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假如说,不一定自操政权,然则将如何去完成共产革命,愿闻其详!张君对此的答复,大意是说,他们将帮助国民党完成其革命,就不一定要自操政权。如何完成共产革命,似未说清楚。

叙起来太长,我做个结论罢。大致所见事实,和谈话接触上,使我们相信中共在转变中。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他们对中国前途的三段看法,和他们说的两大任务,是切合于他们理论的,不是饰词。

但这只是结论的一面。还有一面,即其转变虽不假,却亦不深。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

毛泽东的会谈

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他这种生活习惯,听说是在军中养成的。夜里面他将作战计划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战,他便睡觉。傍晚起来,听取报告,又做计划入夜。明天大家作战,他又睡觉了。

毛先生民国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做事,而那时我正在北大教书。

毛先生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先生(昌济)又同时教授于哲学系,彼此相好。杨老先生住居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随他同住。我去看杨先生,亦和他碰过面。——这是一点旧缘。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地回去。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沓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都是可佩服之处。不过他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况对我的书,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这是我一点小不痛快。

从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体,不免使人替他担心。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嗜酒,亦太过。谈话时,他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菜肴。烟亦恒不离手。我曾问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说,人家传我有肺病,医生检查过没有的,但我患神经衰弱。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饮食(夜间同饭所见)却看来亦俭素。唯所住屋内,不火自暖。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资。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

我和他的谈话,除交换意见者,另记于后外,兹选择几段,叙于此。

我问张闻天先生那两个问题,亦向毛先生问过。对于造成1927年后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他有答复。大致分别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对照言之。即如国际一面,在那时各帝国主义者虽彼此有矛盾,而同惧中国之赤化,却使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国共之分裂,此盖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来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苏一边,而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于中国之分裂,而行动适足以反迫成中国之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团结。上年(指1936年)西南两广为要求抗日有所举动时,和双十二事变之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动,皆为最好例证。他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之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更加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这是一段。

对于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权问题,他先转问我:我们(他自指)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情势有所不便时,我们还是不参加的。但往长远里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少不了参与政权。——大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这又是一段。

我又问他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听说共产党朋友常做自我检讨,不知亦曾检讨及此否?是否亦可说给我们外边人。他笑着答我道:你且说一说看。我说据我所见,有两个对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指1926年至1928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而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来看,十年间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因其在政治上若适合时势需要的话,则配合起军事,应当早成功了。

一是抗战之前到现在(指谈话之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这其中并无别的缘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线走对了。对照来看,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

我末了说:我们祝望中国共产党今后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毛君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意见的交换

我迫切地要求统一,但我绝对不承认有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国人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得到国家统一。这一信念,被抗战前后的事实证明了。在抗战上中国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统一。然而这是不是从一个武力中心向四外发展,征服全国的结果呢?谁都可以看见没有这事。反之,谁都看见是全国各方甘心情愿来拥护一个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来,各方的力量都贡献给国家),中央亦开诚接纳的结果。

但这个统一明明是外来的。只为暴敌愈逼愈紧,使不同的中国人感受到同一威胁,眼光不容旁视,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国人意志的统一。由意志统一于对外,而国家内部统一了。这全为暴敌之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

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这如何可以做到呢?这并不难做到。只从本身“如何建设新中国”大题目上,能集中全国人意志而统一之,当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转变,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见中共在转变中,因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问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以下便是交换意见的大概。

我问他:以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问他: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他答: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做。

我说,这在我亦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之事。我认为此一决定,正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

一则必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植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吾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

二则抗战必求与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若我们自己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启觊觎。胸中无主,外交无成。我们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他对于我的话认为很对。

我于是提出我的主张,要确定国是国策。所谓国是国策,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面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并其达于实现的路线步骤。如何来确定呢?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

他表示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我说你这种顾虑亦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

他说你的意见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不过六个月又吵动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不便。假若国民党或其他愿为此根本商讨,那他们共产党当然欢迎之至。

他又对我说:此时(1938年1 月)他们正请得国民党同意,两党起草共同纲领。在武汉有八个人——国民党为陈立夫、康泽等四人,共产党为陈绍禹、周恩来等四人——正在蒋先生指导下起草。共同纲领和你所说国是国策亦甚相近。假若由两党的扩而为全国的,由侧重眼前抗战的,进而包括建设新中国,便是了。你何不赶回武汉,去推动推动呢?

毛君屡次对我说,中国现在已是团结,但仍须求得进一步的团结。我便说,你想进一步的团结,除了我这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又问他,并问张闻天,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则党派问题即将得一根本转变,是不是?他们都答复是的,那样全国将可以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党。

关于党派问题,我从来认定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问题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务。因此,“绝不相容”只是人们的错误,而非形势所必至;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不过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在当时我胸中尚未具体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谈为至止。

所谓意见的交换,除团结统一问题略记于上之外,大致还有两种:

一种是关于那时时局的。我在那时(1938年1 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而说到当时各种问题的主张上,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时过境迁,记忆不全,记亦无味,从略。

再一种就是关于中国前途的了。我对于中国前途一向有我的见解主张。我要求确定国是国策,其意正在要认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着自己前途去走。而他们共产党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独具之历史眼光,当然他们对于中国前途是有他们之见解主张的。我有一套,他们更有一套。所以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就在此。

关于这一问题,彼此所见就不同了。假如他们是“三段论”,那么,我便可说为“一段论”。他们的三段,前文曾提到过。就是: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于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末了进步到共产。我所见如何?我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他们的前两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为我只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又少却他们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一段论”了。——其实在我并无所谓“一段论”。

问题太大,话说起来太长,现在记不胜记。他们的书报刊物甚多,读者不难考证。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间流行却少(内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难)。

今将旧文摘几句于此见意:

中国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 流俗之所见,或以为政治问题解决,而后产业得以发达,而后乃从容谈分配问题;或以为必由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于共产主义,而当从事国家资本主义之建造。是或狃于欧洲国家之往例,或误于俄国布尔塞维克之企图,而皆昧于彼我之异势,谬欲相袭者,曾何足以知此!

这是民国十八年为河南村治学院所写旨趣书中的话。又后来《乡村建设纲领》第十八条有云:

吾人所见,中国政治得进于民主化,将有赖其经济生活之社会化,此与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于个人主义者适异。经济上之社会化,有助于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复有助于经济上之社会化;如是辗转循环向前进,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经济上之社会主义与政治之民主主义,同时建设成功。

这些话均待另外详谈,才得明白。彼此对中国前途看法之不同,从何而来呢?当然由于对中国老社会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所起变化的了解不同,从而对前途估计不同。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历史文化。我总执持两句话: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他相当承认我的话,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我与毛先生两人间的争论,到此为止。

原载:《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来源:历史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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