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男孩是如何变成日本鬼子的？
文/张纯如
为了准备与中国必将发生的战争，日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训练它的战斗人员。青年人很小就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30年代军国主义的影响更是渗透到日本男孩生活的各个方面。玩具店简直变成了战争圣殿，出售玩具士兵、坦克、头盔、制服、步枪、高射炮、军号，以及榴弹炮等全套武器。在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中，描写到男孩子们在街上进行模拟战斗，用竹竿当做假想的步枪。一些男孩甚至在背上捆上木棒，想象着自己成为执行自杀使命的“人肉炮弹”英雄。
日本的学校就像是座小型的兵营。有些老师实际上就是军官，他们对学生讲述日本的天定命运是征服亚洲，以及作为第一等民族应获得傲居世界民族之自的地位，而帮助国家完成这个使命则是每个学生的责任。他们教小男孩如何操作木制模型枪，教大男孩如何使用真枪。教科书成了战争宣传的工具；有一本地理书甚至用日本的地形位置作为扩张的正当理由：“我们正处在亚洲的先锋地位， 并勇敢地向前插进太平洋。同时我们也随时准备保卫亚洲大陆免遭外来的侵犯。”教师还向孩子们的头脑中灌输对中国人民的憎恨和蔑视，为他们将来人侵中国大陆作好心理上的准备。有位历史学家讲述了一个生活在30年代的神经脆弱的日本中学生的故事，当老师让他解剖青蛙时，他吓哭了。他的老师用手指节猛击他的头，并大声咆哮：“一只臭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百、二百个中国佬呢？”
然而除了这种心理的训练之外，这个故事是更为复杂的。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评论道：“日本社会对中国存在着十分矛盾的心理。这不完全是种族歧视，就像日本付朝鲜人那样：一方面他们承认中国是他们大量吸收的文化源泉，另一方面，他们又为20世纪中国的混乱状态所激怒。“满洲事变”的制造者石原莞尔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狂热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的年代里，包括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从日本得到帮助和训练。日本人还为中国人提供庚子赔款奖学金，日本同仁会还在中国建立医院，而且像桥本时夫这样的学者真心诚意地欣赏中国文化。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的中国通们通常受过很好的训练， 并对中国相当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和气质几乎都不可能传授给普通士兵。
日本学校中的军国主义历史根源可以迫溯到“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末，日本的文部相宜布，学校的开办不是为了有利于学生，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小学教师要接受新兵军事训练，实习教师则要住在兵营中去接受严厉的训练和道德教育。1890年制定了帝国《教育敕语》，它规定的道德伦理法规不仅约束学生和教师，也约束每个日本国民。《教育敕语》是日本军事法规的平民版本。它规定服从上级和无条件地效忠天皇高于一切。在每所日本的学校里，《教育敕语》的副本都和天皇的画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都要加以宣读。据说，不只一个教师由于在宣读时偶尔打了结巴而自杀，以谢亵渎圣文之罪。
30年代日本的教育体系已经军事统制化和行动机械化。一位来访者在参观了一所小学之后，看到几千名儿童挥动着小旗，步伐一致地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不由得发出惊喜的感叹；显然这位参观者只看到了纪律和秩序，却没有看到纪律和秩序需要借助虐待加以确立和维持。教师的行为就像残暴的教官，左右开弓打学生的耳光，对学生拳打脚踢，或用竹剑木棒不停地抽打学生的现象司空见惯。学生被罚背重物，跪地板，赤脚站在雪地里，或围着操场跑，直到精疲力竭而倒下。可以肯定几乎没有人是由于愤怒而来学校访问的，即使是十分挂念学生的家长也难明真相。
如果学生决定当兵，那么绝对服从上级的压力就更大。经常发生的高年级学生对新生的恶作剧，残忍的恃强凌弱，压碎了所有的个人主义精神。服从被说成是最高的美德，个人的自我价值观被取代，个人的价值不再与个人有关，而就像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为了把个体的个性“升华”到集体的共性，上级军官或老兵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新兵耳光，或用大木棒猛抽他们。据作家入谷敏男说，军官们还经常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他们任意惩罚的理由：“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我打你是因为我关心你。你以为我是疯了才干这些事而把自己的手打得红肿流血吗？”一些年轻人经不住如此残酷的肉体折磨而死去；另一些人自杀身亡；而大多数人则经受了锻炼，使军方可以把一套新的人生目标灌输给他们。
对有抱负的军官来说，训练也是一个十分残酷的过程。20年代所有的军校学员都必须经过在市谷〔在东京都新宿区）军事学院的学习。营房过分拥挤。教室没有暖气，食物也不充分，这地方更像是座监狱而不像是所学校。日本军校的训练强度超过绝大多数西方的学校：在英格兰，一个军官必须完成1, 37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45小时的课外自习，而在日本的标准是3, 382小时的课堂学习和2, 765小时的课外自习。学员们不但要坚持每天规定的超强度的身体锻炼，还要学习历史、地理、外语、数学、科学、逻辑、绘画和书法等课程。每门课程都要力求达到完美的目标和优异的成绩。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军校学员必须接受“只知有胜利的思想”。学员们对任何一点失败的迹象都十分恐惧，以致为了减少有人自杀的危险而不敢分开考试结果。
军事学院本身就像一个孤岛，与世隔绝。日本的学员既不享有隐私权，也没有机会培养个人的领导才能。学生读物经过严格检查，而且没有闲暇时间。一位西方作者这样评论日本军官：“在这些可塑造的年代里，他们被隔绝于一切欢乐、利益和影响之外，在他们活动的那个狭隘的环境中渗透了特殊民族和特殊军队的宣传。从种族心理上来说，日本已经远离了我们，而这些军官则离我们更远。”
1937年夏天，日本终于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7月，根据条约驻扎在中国城市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古老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日军在黑暗中打了几枪之后，在点名时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于是日军便以此为借口行使它在这个地区的“权利”。他们开到靠近卢沟桥的宛平城外，要求中国守军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城寻找这名士兵。在遭到中国守军司令的拒绝后，日军便炮轰宛平城。7月底，日军已控制了整个京津地区，8月，日军进犯上海。第二次中日战争已不可逆转地全面展开。
摘自《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
号：taishoujiangshi
来源：历史资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