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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杨树达儿辈们遭遇的“革命”

分类:战史风云 2021-06-09

作者:杨德嘉

1958年春天,我任《新湖南报》(现改名为《湖南日报》)农村部副主任时被划为右派,当年25岁。在报社众多的右派分子中,我算是“罪行”较轻的一个,虽然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工资级别却未动。时隔半年,我正在衡山县岭茶乡(现划归衡东县)农村劳动改造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开除党籍为留党察看两年。由于留在了党内,行政上则需加重处分,工资由16级降为19级。和我同样重新处理的,还有张雨林、袁家式、严伯嘉等人。

张雨林的岳父是毛主席的同学周世钊;我父亲杨树达早年曾和毛主席共同参与驱逐军阀张敬尧韵事件,解放后与毛也曾多次见面并有书信往来。据说这是我们两人重新处理的重要原因——戴上半年就摘掉帽子,还留在党内,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党内减轻处分,行政上又加重处分,也从未听说过。当时有人悄悄对我说:“你这张党票,是花三级工资买来的!”

“左派”一下子变成了右派

说我本是个“左派”,一点也不算夸张。解放前我在长沙市清华中学(解放后和省立一中合并)读高一时,班上的语文、生物、音乐老师刘云雁、魏泽颖、宋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也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我们举办夜校,以读书识字为名,对附近农民及其子弟讲解“谁养活谁”的革命道理;在学校之间进行串联,组织和参加省会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主席著作,阅读《李有才板话》、《洋铁桶的故事》等解放区的小说,一心盼望解放,盼望民主,盼望光明。

1949年8月,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迎来了长沙的和平解放。受组织上的派遣,到省团校第一期学习了3个月,分配到湘南的零陵(即永州)县工作。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零陵县委会任干事、部长,后来人了党,又提前转正,担任过团县委副书记及中共零陵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宣传部长、农村工作部部长,是经县党代会选举出来的、为数很少的县委委员之一(当时没有县委常委)。在这期间,多数时间在农村搞中心工作,在机关时则日夜上班,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记得1952年秋天,我和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守仁一同下乡搞查田定产,这个工作不受农民、农村干部欢迎,无人接待。晚上,我们就和衣睡在门板上,找些稻草盖在肚子上过夜。1955年春,我和尤淑贤结婚时,晚上9点多还在开会,开完会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第二天早饭后又下乡到蔡家铺搞初级农业社的试点去了。

据后来了解,当时的湖南省委特别是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认为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小资产阶级疯狂性严重,不听他的话,不好领导。因此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报社原领导邓钧洪等调走,把自己的亲信调入报社担任领导;二是从基层抽调一批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报社“掺沙子”。由于我在县里喜欢写点文章,1955年就被调到报社衡阳记者站当负责记者,大约半年后调回了编辑部。没有想到的是:“掺沙子”的“左派”没有把“右派”们改造过来,反而被“右派”们拉了过去。当时建立的7个记者站的负责记者,就有3个当上了右派(除我以外,还有黔阳记者站的刘华山,自治州记者站的宋梧刚。宋先调至报社文教部任副主任,后又调至《新苗》杂志任副主编,是在《新苗》打的右派)。

调到报社工作以后,无论是在记者站,还是在编辑部,我都写了大量肯定粮食统购统销、肯定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就、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闻、通讯。记得有一条新闻的题目就叫《千颗心、万颗心,心心向着合作化》。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我未参与什么鸣放,当然更谈不上鸣放什么”右派”言论了。那么,我又怎么成了右派分子了呢?

1956年到1957年,报社编委会围绕1956年3月份的农村报道,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1956年年初,报社领导认为:这年春天的农村报道,只要抓住农业社的定额包工和双季稻的栽培技术这两条就是成功的,因此3月份的农村报道,整版整版的都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重复枯燥,令人生厌,在社会上以及编辑部、编委会内部,都引发了不同的意见。以当时的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加上其他编委,强调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政治思想上教育、提高人民群众,认为3月份的农村报道是不成功的。两派争论不休,僵持不下。随着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的展开,编委争论集铅印下发,又引起子整个编辑部内部的争论。实际上,这是以省委特别是周惠为后盾,报社领导官健平、孟树德两人,与整个编辑部多数同志的争论。

反右派一开始,就把苏辛涛等多数编委以及编辑部的业务骨干,几乎是通通地打成了反党宗派右派集团。我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

我的罪状之一: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争论开始时,我刚调编辑部不久,对如何办报可谓一窍不能。一方面,我在农村搞过多年实际工作,觉得下面也还需要一些经验技术;另一方面,又觉得苏辛涛等人的意见也颇有道理。因此我发言时重复了其他一些同志的论点:经验技术,不可不登,不可多登。这样几句折中的话,就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我的罪状之二:猖狂反对省委。在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中,以读者来信部为主,举办了一个大展览会,农村部的同志则主办了一个小展览会。在这个小展览会中,把长达1万多字的《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做法》一文,加了一条按语,其中有一句是:“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的提法是胡乔木在《短些,再短些》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而有关领导则加以歪曲,说:合心农业社的经验是省委交来的,把它当做大地主,就是要把省委当做大地主加以打倒!我当时是农村部的党员副主任,按语是我看过并同意的,当然就罪责难逃了。

我的罪状之三:反对报社党的领导。报社编委争论集印发以后,我看了报社领导的发言,觉得他们讲的很多内容不符合事实,就写了一个1000多字的重要说明,刊登在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意见(第二辑)中。报社反右派斗争一开始,有关领导就成了报社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成为报社党的领导的化身,我对他们提出批评,当然就是反对报社党的领导了。

有了上面3条,当个右派分子也就绰绰有余了。

“敌人”成堆的家庭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果真如此。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阶级敌人”比例就极大。如新湖南报社当时的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只一百四五十号人,就打了54个右派,中右还不在其内。在知识分子家庭中,情况也大致如此。

我够不上知识分子这个光荣称号(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年代,我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而遭到歧视;在知识分子逐渐吃香,而自己又在多个新闻出版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我这个高中一年肄业的人又不配当知识分子了),但确实出身于一个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杨树达,是国内外知名的文字语言学家,著有《词诠》、《高等国文法》、《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汉书窥管》等大量著作,真可谓“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陈寅恪语)。解放前,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学府,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部聘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我的母亲张家祓,曾在朱剑凡、徐特立等任教的长沙周南女子师范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小学科主事、教员,向警予、蔡畅、李铁铮等都是她的学生。

我家共有6个兄弟,其中就有3个右派,一个“特嫌”。

大哥杨德洪,留学美国后留在美国银行工作,全国解放后我父亲一再写信动员其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也满腔热情回到上海,却捞了个“特务嫌疑,控制使用”的待遇。

二哥杨德骧,1939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毕生专攻水泥,对发展我国水泥工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还先后翻译过英文版《波特兰水泥化学》、法文版《水泥——生产及性能》等书;1956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1957年在建筑材料工业部任工程师、副处长时,被错划为右派。

四哥杨德豫,国内著名文学翻译家,先后翻译、出版过《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以及莎士比亚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收人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他翻译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经萧乾、文洁若、孙绳武、绿原、屠岸联合推荐,被评为中国鲁迅文学奖中的1995—1996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获奖作品。北京解放时,他正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他毅然抛弃学业,投笔从戎。1957年,他在广州军区《战士报》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曾经被停发工资,依靠自己的工分所得勉强维持生计。在那里,他患了血吸虫病得不到有效治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等到右派改正时,他仍是孤身一人,且已身老(51岁)体弱。虽然改正后他仍在奋力拼搏,但年富力强的宝贵年华早已逝去,给他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夫袁久坚、二姐夫周铁铮,都是右派兼反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从北京回到故乡的湖南大学(校址由长沙市迁至湘西的辰溪县)任教,周铁铮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我父亲很喜欢这个学生,曾想把我大姐嫁给他,大姐嫌他是“书呆子”而不同意,最后成了我的二姐夫。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 (解放后院、系调整,我父亲和周都到了湖南师范学院),正在和正要出成果的时候,却被错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健新学会”),判刑3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我二姐为了子女的前途,和他离了婚。周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在农场就业,1956年回到长沙,在街道工厂磨铲子等维持生活。1978年1月2日,他已半身不遂,勉强用火钳夹煤时把棉裤(一些露在外面的棉花)烧着了,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被烧得奄奄一息。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如果能够多活一两年,碰上胡耀邦同志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情况就会好得多了。

除了直系亲属外,如果把叔伯兄妹等也算在内,我家的“阶级敌人”就真是“数也数不清”了。“改正”后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的古籍专家杨伯峻,是我的堂兄,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错划为右派,被发配到兰州大学,后来成为中华书局的三个台柱子之一。我的表姐夫周汝聪,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长沙市工作,和几个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干部接触较多,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畏罪自杀”身亡。我姑母的女儿、女婿彭慧、穆木天,均是著名作家,也都是有名的右派分子……

我父亲是1956年2月14日晨病逝的,享年71岁。生前他曾发下弘愿,要把周秦诸子全部地有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因此,当时《人民日报》的悼念文章曾说:“71岁的确对他太少了!”作为子女和亲属,我们当然更希望他能活得长久。可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风暴以后,我的想法却完全改变了。

父亲为人公正,敢于仗义执言,但有时也让人感到有点狂傲。新中国第一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湖南人,当过毛主席的老师。父亲得知这一任命后,在日记中写道:“京中设文史馆,乡人某任馆长,某乃妄人,不识一宇(这是从文字学家的角度来说的)。果有其事,亦足轻朝廷,羞天下之士矣!”像我父亲这样的性格,如果活到1957年,肯定会划为右派。退一步说,就算他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家中这么多子、侄、女婿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他心里也会极端痛苦,甚至会被活活气死!因此,我认为父亲去世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当年父亲的追悼会开得隆重、热烈,毛主席拍了唁电,周总理献了花圈,省里的党、政领导全部参加。送灵柩至岳麓山安葬时,送葬的小车近百部。设想,如果父亲在生前被打成右派,情况又将如何呢?

“翻案”不成反坐牢

1962年,我在农村劳动几年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后,请求调到中共衡阳地委工作。当时地委的几个主要领导,大都是我在零陵县工作时的直接或间接领导,对我还是信任的,安排我当了地委农村部的综合科科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们给地委“走资派”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我的名字,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随后,我就被揪了出来,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被打成右派,我本来就不服气,“文革”一来又揪斗我,我更加不服气。这时候,在当时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一些人的支持下,报社的一批右派集中在长沙搞翻案活动。我当时很幼稚,对“文化大革命”还抱有幻想,就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结果是案没翻成,反而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1968年9月13日,当时湖南省正在刮所谓“十二级红色台风”,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了号称10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的有6人:衡阳专员公署专员陈祥聚、副专员张维新,中共衡阳市委(当时市委比地委低半级)书记杨兴洲、副书记刘瑞兴、岳剑飞,再加上我这个地委的小小科长。他们的罪名,不外乎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而我的罪名:一是莫须有的“省无联”骨干,二是沾了点边的右倾翻案急先锋。罪名一经宣布,就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市里的3位头头后来关在一个单位里,家属可以探望,可以送吃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坐牢。地区的3人,就关进了衡南县的看守所。同天关进这个看守所的,还有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王守仁,他没有被宣布拘留,而叫做什么“群众扭送”。从此,长达8个多月的监狱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牢中的饥饿和三件紧要事

说起来惭愧。坐了一阵牢以后,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肚子饿。开始关进牢房还想这想那,以后差不多就是专想吃了。按说犯人一天有9两粮食的定量,一日两餐,每餐4.5两,坐着不动,应该也差不多了。可是,第一,刑事犯们,如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等因外出劳动,不但可以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更重要的是劳动期间每餐可吃两钵饭,刑事犯多吃的粮食就要由我们这些政治犯提供。其次,如果有人要贪污、多占犯人口粮,这是最方便不过的。哪个犯人敢去过问、敢去查账呢?再次,也是最主要的是菜里缺少油水。荤菜平时是没有的,过春节有几片肉、几片香干子就算不错了。新鲜小菜也几乎没有,大都吃些酱园里多年卖不出去的干酱菜。日子一长,就整天陷于饥饿之中了。

在吃饭的问题上,我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自给有余,刚进牢房思想包袱沉重,看到极差的饭莱难以咽下口,于是勉强吃一点,大多数让给同监的老犯人吃,这段时间很短;第二段自给自足,时间也很短;第三段严重不足,除了吃下自己这一份口粮外,还眼巴巴盼着新来的犯人让点饭菜给自己吃。可是新来的犯人有限,而我们这些当过干部的人毕竟还有点自尊心,也还多少有点警惕性(不知对方何许人也),心里虽然强烈希望别人拨点饭莱给自己吃,但还不至于公开乞讨,因之一直到出狱为止,也没捞到一点剩余物资吃。这一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漫长、最痛苦的一段。

肚子一饿,就盼着家人送点吃的东西来。对于犯人家属能不能送食品给在押人犯,看守所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是不让送的,送去也会遭到严词拒绝。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在押犯人判刑后准备送去劳改时,看守所会主动通知家属,允许送些食品和衣物。另外,在押人犯有的是拘留审查,有的已“升级”为逮捕,总的说均尚未最后定性,如果出现多人患水肿等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看守所怕人犯大量死亡难以承担责任,这时如有家属送食品来,他们会接受并转给犯人。但由于没有明文的告示通知,绝大多数犯人家属并不知情。情况往往是这样:开始有的家属送了食品遭到拒绝,以后就再不敢送了。

在整个坐牢期间,我吃过同监3个犯人送给我的食品、药品。一个是衡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周健,他因有一个在当时算作比较高级的收音机,被人诬告是和台湾联系的电台而被关进了看守所。1969年春天,犯人中患病的不少,他有时被抽出去给犯人看病,相对自由些。有一个晚上,他给了我几粒鱼肝油丸。还有中共衡南县委会的一个干事,地区劳动局的一个干部,被判刑劳改前家中送来了食品,他送给我一两个蛋糕。由于同监犯人很多,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给我,我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吃。对于这样的馈赠,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同监犯人就打起了“饭会”。所谓“饭会”,就是两个犯人互相交换,这餐我吃两钵饭,下一餐你吃两钵饭,或者是这餐你吃一钵半,下一餐我吃一钵半。多吃的那一餐当然很舒服,很满足。可是不吃或是少吃的那一餐,就实在难受极了。这样的“饭会”,我也打过两次。

记得在我和地区几个干部正在办理手续,准备离开看守所时,突然传来了山东口音的大声喊叫声:“给我家里传个话,赶快送些吃的东西来!”这是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兼衡南县委书记李先明。这个叫声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好像就在耳边鸣响。可叹的是,我们是去专政班接受革命群众批斗,那个口讯当然根本不可能传到。

放风,一天两次,一般是上午9时至10时、下午3时至4时各一次。每次时间大约三四十分钟或者略多一点,由看管人员灵活掌握。放风期间犯人要完成的任务:一是解大小便;二是洗脸、刷牙、洗澡;三是洗衣甚至洗被子。开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干这么多活,往往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搞久了,逐步积累了经验,也就能应付自如了。

比如如厕,首先碰到的是人多坑少的矛盾。一间牢房或几间牢房的犯人约有十几二十几人,而坑只有五六个,如果要解大手,一打开牢门就要急急地往前冲抢位子。其次,要在短时间内能解得出大手。因饮食中缺少油水、新鲜蔬菜及缺少活动,大便十分干燥如羊屎一粒粒的很费劲,这就要提前准备,在放风前半个钟头就在牢里蹲着;用力从上往下压……

如果在放风时间以外犯人要解大;小便的话,每间牢房里都有一个粪桶供使用。因为牢房不通风,如有人在房内大便就会臭气、骚气熏天,受到众人的埋怨。因此,除有人泄肚子以外,一般都忍到放风。

再比如洗衣服洗被子,一是要和同监犯人打好商量,把大家共用的吃水匀出一些来,在监里就把衣服、被子事先打湿,涂上肥皂、搓好;二是放风时要赶快抢占水盆,打水、洗、晒衣被等动作都要迅速、麻利。

我挨了看守一顿痛打

“坐牢,坐牢,就是要坐牢!”这话怎么解释?就是说:除了规定的睡眠、放风等时间外,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坐着,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坐牢。我就是偶尔违反了这一条规定,在出监的前一天,挨了看守的一顿痛打。

看守所的监牢,房间有大有小,人数有多有少。王守仁是所谓“群众扭送”,情况特殊,一人一小间。看似“优待”,其实独自工人闷坐在一间房内,日子更加难受。我所在的监牢较大,少时关10多个人,多的时候关了近30人。中间一条走道,两边两排地铺,人挨人十分拥挤。整个房间没有窗子,一个门只有放风时打开一下。门的上半截有一个方孔,大约如同16开本的杂志那样大。早、晚两餐饭就是通过这个孔送进来。二三十人在里面呼吸,还有一个便桶,空气污染、不见阳光就是最突出的问题。

看守所里的犯人,一般都是比较老实的。但为了生存,有时也为了好奇,违反监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的犯人被释放或是判刑转走甚或押出去枪决,总有人站在小孔边去观看,更多的人则是乘着看守不注意的时候,走到小孔边去呼吸几口比较新鲜的空气。

1969年5月19日下午,监狱里有点响动,大约是有人要转走了。我也走到小孔边观察,同时呼吸点新鲜空气。谁知一个广东籍的看守就躲在门边上。他突然打开牢门,就用那锁牢门的大铁锁,朝我劈头盖脸地打来。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也忘记了自己的“犯人”身份,在被打倒在地的情况下,居然也用脚猛踢了这个看守几下。我一边抵抗,一边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看守所的干部赶来了,才结束了这场“闹剧”。从我第二天即被从看守所放出来的情况看,当时看守所的干部肯定已经接到了通知,要不然我的命运就惨了。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在看守所里经常挨打、受体罚的“走资派”,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李先明和中共衡南县委副书记刘启汉。“文革”期间,每个地、市、县的群众组织中,都有所谓“拥军派”、“反军派”。李、刘二人被关进看守所,除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罪名外,还有一个衡南县“反军派”的黑后台的罪名。这样,看守对他们就特别仇恨,千方百计地整他们。和李先明同居一室的其他犯人,从草铺中取出些稻草弄断,偷偷在牢房里下棋。被看守发现后,下棋的只给口头警告,李先明却要挨打,理由是:不主动检举揭发,纵容坏人坏事。年轻犯人走到门边,看到看守来了就赶快闪开了。李先明个头大,动作不灵活,往往被武警抓住并遭受毒打。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在冰天雪地里,李先明、刘启汉被命令脱了棉衣、毛衣,双双跪在天井里,冷得发抖。

对于李先明、刘启汉的遭遇,我内心是十分同情的。可是,同监的犯人也有这样的议论:贵为县太爷,早知道有今天,就该把牢房修得好好的,把窗子开得大大的;如今到这里遭罪,是自讨苦吃,活该!

在看守所里时间非常充裕,往乐观处想“本是学习、提高的大好机会”,但实际上却受到严格的限制。书籍仅限于毛著,如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雄文四卷”等,其他书籍均在禁止之列,连马、恩、列、斯的著作也遭到排斥。桌、椅根本谈不上,纸、笔也全部被没收。有一次,外地来人到看守所找我搞“外调”,要写旁证材料,笔是跟看守借的,纸领了几张,连同旁证材料和剩下的空白纸,均要如数上缴。看守所里从来不组织学习,顶多隔上十天半个月送进几张报纸来。

“文革”期间,自杀的人为数不少,可在看守所里却没有听说过有谁自杀。在牢里我也产生过“生不如死”的念头,但没有真正想过去自杀。当然,要想在看守所里自杀也是十分艰难的——电灯泡挂得很高,还罩着铁丝网,不可能触电身亡;一进看守所就要全身搜查,一切有可能成为自杀的工具,如水果刀、刀片甚至裤子上的裤带,均一律收缴。

既是拘留审查,想必应该有人来提审。但我和地区的几个当权派,在关押的半年多时间里,从未被提审过。

“释放证”上的日期

1969年5月20日,我和王守仁、陈祥聚、张维新等6人离开看守所,押送到衡南三塘学习班(衡阳地区直属机关多数干部都集中在这里,分为学员班、专政班)。军管会的头头一再宣称:“你们并没有被释放,到学习班里来是为了更好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如果不老实,翘尾巴,随时可以再关进看守所!”这样的话,在3年多的时间里,一再被重申强调,如同唐僧所念的紧箍咒,以使我们老老实实地接受管制。

在三塘学习班接受一段革命群众的批斗以后,我们又被转移到衡阳市地区卫生防疫站,一边反省,一边挖防空洞。随后,又转移到祁阳县十里坪“五七干校”。当然,仍旧是专政对象,不具备学员资格。学习内容主要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得最多的两篇文章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在这一段时期里,下述几桩事值得追忆一下:

到三塘学习班不久,上面就补发了坐牢期间停发的工资。工资刚到手,就要我们补交坐牢期间的伙食费,每月9元。有的同志老老实实地交了。我和另一些同志则不太老实,拒绝交款。我说:“我又没有申请去坐牢,还要交什么伙食费?”有的领导就开导我们:“让你们去坐牢,是爱护你们,保护你们,如果在牢外,还要挨更多的打,受更多的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们正在地区卫生防疫站劳动。有人偷偷告诉我们:林彪已叛逃身亡。可管理我们的军宣队和造反派头头却不向我们宣布传达。为此,我们采取了“激将法”表示抗议:自发地组织起来学习“林副统帅”的教导,高呼:“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们仍旧置之不理。隔了几天,命令我们把《毛主席语录》一律上缴,他们把语录本上有林彪题词的扉页撕去,然后不作任何说明地退还给我们。

陈毅元帅逝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的消息见报时,我们已经在十里坪“五七干校”了。我们在一起议论:搞革命、搞建设,还是要依靠老同志。落实政策的步伐,看来要加快了。这些议论不知怎样被管我们的头头知道了。马上召开会议,要我们交代最近又有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和动向,还警告我们不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1972年8月的一天,我被宣布“错误十分严重,但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予以解放”的同时,还发了一张“释放证”,释放证上的日期是1969年5月。3年多来一再被强调的“并未释放,随时仍有可能再关进看守所去”云云,原来是某些人的一大谎言!虽然获得解放,但仍然得不到丝毫信任,不久就被派去修枝柳铁路,党的组织生活则拖到1973年底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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