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王安石，清廉拒馈,心怀天下，却办了件坏事，影响了整个历史
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其中不乏古代朝中大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历史上的王安石，清廉拒馈,心怀天下，却办了件坏事，影响了整个历史。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时期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因封荆国公，世人称为“王荆公”。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时喜好读书，过目不忘，善写文章，文笔精彩绝妙，为时人所称赞。21岁考中进士，初任淮南判官，后历任知县、知州等官职，兴利除弊，为官清廉，声望颇高。在宋神宗时期深受倚重，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为宰相)，力主变法，后因变法失败被贬官，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
王安石从小就热爱读书，读书过目不忘，天赋极高，由于他出生于官吏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王益是宋朝时的中下层官员，他的一生都在大江南北辗转为官，因此王安石从小就跟随父亲遍游天下。由于他漂泊五湖、四海为家的成长经历，王安石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再加上他父亲早亡，也养成了他独立、坚韧、勇于担当的性格。
少年的王安石遍游名山大川，恃才傲物，一心要以诗赋博取功名。后来他受欧阳修、范仲淹等名臣的影响，开始钻研道德文章，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
庆历二年(1042年)，21岁的王安石考中了进土，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他之后所走的官场道路非常独特，在北宋一朝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考中进土之后，一直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做着不为人知的地方小官，曾担任过官厅公事、江东提点刑狱等官职。王安石在地方任职期间，就为当地的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带农民修建河堤水堰，改善农田水利。还将宫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青黄不接的农户，帮助农民度过灾荒。他在期间所著的学术文章也颇得当时一代文豪欧阳修的赞赏，一时名满天下。
嘉祐三年，王安石终于来到了京城开封，这时他的官职是三司的度支判官。在这之后，他又进入馆阁，官至知制诰。他在做度支判官的时候，怀着满腔热情，给当时的仁宗皇帝上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以此来针砭时弊，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但他这封包含了自己政治主张和改革建议的奏疏并没有得到皇帝和朝廷的重视。在后来的知制诰任命期间他也只是参与起草诏书并兼任纠察京城开封的刑事案件之职。嘉祐八年，王安石因服母丧辞官回到了江宁府。治平二年，朝廷下诏起复王安石，但他没有接受，而是选择了继续留在江宁。
神宗即位后，由于他做皇子时的幕僚韩维的推荐，他先是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后又提拔他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讲之职。其实在神宗即位之前，他就对王安石和他的政治主张有所了解，他曾经读过王安石所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十分赞赏他的才华。
王安石和与他一起进翰林院的司马光相比，更刚强、更倔强。当时神宗下旨，升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以他不会写“四六文”推辞皇帝的赐官。神宗知道这显然是推辞，以司马光的文笔，四六文自然不在话下。由于神宗的坚持，后来司马光也就接受了翰林学士的职位。对比来看，王安石起初曾被授予修起居住，他连写了14道奏章拒绝升官。后来小吏将任命的诏书送来，甚至跪下请他接下诏书，但倔强的王安石硬是把诏书给送了回来，二者相比可见王安石的倔强。
宋神宗一心想变法图强，在当时只有王安石是最好的人选。神宗准备让王安石出任宰执主持变法，却遭到了朝中老臣们的反对。韩琦、富弼、唐介、吕诲等人都认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太过理想化，且他为人不够豁达，性格固执，处事又不够稳健，难以与人相处，帮助管理朝政尚可，但根本不适合做宰执大臣。
年轻的神宗有着似乎与其年龄不符的“小心谨慎”，他并没有直接听信韩琦等人之言，放弃启用王安石的想法，而是多次接见王安石，与他探讨治国之道。王安石的才华是惊人的，神宗后来称赞他是本朝的“圣人”。
然而他却做了一件错事，王安石变法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可以说，这次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也有弊病，期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贫苦大众造成了一些损害。但总得来说变法的初衷的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变法是如何变性的
王安石的免役法目的是交钱就能够免除差役，本是针对那些有服役义务的百姓，但是变法之后还迫使那些不服役的村民也要缴纳差役钱。保甲法，这不仅仅是募兵制向部分征兵制的倒退，而且变向增加了百姓的兵役负担，而且百姓缴纳钱财之后也并不能免除徭役。
青苗法是为了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借钱给百姓，等到秋收以后低息偿还，以免农民受到高利贷的盘剥，同时也可以阻止土地兼并。然而这种制度发展到后期却成为硬性摊派，每一户都必须贷款，而且利息在层层加码之后，变成政府垄断性质的高利贷，甚至比民间高利贷还要严重。方田税是为了查清隐瞒缴税的，但是官府在重新丈量土地之际，变相增加税额。
由于宋朝人口众多，而耕地面积不大，依靠土地税收远远不能支撑政府的支出。政府便设置市易司，对工商企业收税，他们通过垄断市场，赊账等方式，对工商企业进行掠夺，而且对于这些市易司官员有业绩考核，考核不通过要罢免，考核优异者还能够从中提成，这些都加剧了宋朝政府对工商业的盘剥。
政府通过王安石变法，获得免役钱、青苗钱、市易钱等各项收益，填充了国库，但是这些税负是建立在大批工商业者以及大批农民破产的基础上的，当时开封有一半的流民，这些流民大都是失去土地者。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
很多人认为王安石变法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解决宋朝当时三冗问题，即冗员、冗兵、冗费。拿冗员为例，宋朝的知县除了副手之外，还有经济监官，他们分别负责管理本地的酒税、工商税等税负，这些都间接造成了冗员现象。
相比于唐朝科举每朝录取不到30人，而到了宋朝，每次录取超过三四百人。这些官员只要录取不论你是否有职务，都是能够领导工资的，仁宗时期，中央内外属官已经超过17000多人，办公人员的增多，无疑增加了办公费用，这也是宋朝冗费的起因。
宋朝当时养了100多万的常备军，和唐朝兵役制不同，这些士兵是需要拿工资的。比如在宋仁宗时期，就因为拖欠军队的工资问题而爆发了军队暴动，这种武装暴动要比农民起义严重很多。能不能把这些常备军让地方来养呢?宋朝前面五代十国所经历50多年分裂，正是因为地方军阀拥兵自重，朝廷无力管控所致。所以宋朝这些常备军，是不得不承受之重。
不可否认，面对宋朝这些问题，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官员的腐败导致改革变质。王安石认为国家必须全面掌控天下的各种资源，然后朝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系统的“理财”，否则没有开源，君王无论如何节俭，都是没有用的。
王安石把个人财富与国家财富对立的角度来看，认为整个国家财富是恒定的，百姓不能“擅万物之利”更不能“与人主争黔首”，只有严厉打击了与官府争利的民间力量，官府才能聚集财富。比如在《熙宁奏对日录》中，当神宗认为利用市易法进行强取豪夺的方式不可行时，王安石坚定要求，神宗对于这种政策千万不能手软，他辩护称，天下的财富都是陛下的，而且应该由朝廷官员来安排管理，所以对民间财富这种“摧抑兼并”是合情合理的。
王安石的短视
王安石这种把民间财富与国家财富对立的方式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工业革命前，英国由于圈地运动，使得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农业土地集中的同时，一方面减少了农业的雇工，另一方面为城市的扩张提供了更为充足的食物。原来农业当中的大量雇工流向了工业领域，从而推动工商业经济的向前发展。
英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尤其大量人口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大大促进了物理学、工程学的进步，进一步催生了工业革命的爆发，将人类带向现代社会。很多人认为蒸汽机推动了工业革命，其实是长期手工业的发展，诞生了工业革命。
就拿蒸汽机为例，蒸汽机并不是瓦特发明的，他只不过总结了当时的蒸汽机理论以及技术。比如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巴本，在瓦特发明蒸汽机前100多年，就已经发明了蒸汽机模型。英国工程师托马斯.纽卡门发明的蒸汽机已经能够用于煤矿排水，只是没有后来瓦特改进的蒸汽机效率高。
如果没有城市，没有大量工业技术人员对整个技术的不断改进，不会有瓦特制造出更节能，更高效的蒸汽机。在城市当中，分工意味着效率的提升，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货物的交换，并渐渐发展起商业。人们总是以为工业革命导致英国人口的增长，而是因为英国城市人口增长才孕育了工业革命，让整个英国跨越人口与经济的低效率循环。
从明清到1968年，这六百年时间里，中国粮食产量增加10倍，人口也增加10倍，耕地面积增加了5倍。结果是什么?人均粮食和人均收入都不变，也就是人口的增加，抵消了技术进步以及耕地增加。但是近两百多年，人们因为技术进步跨越了这种低效率循环，也就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快于人口增加速度。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老师认为，公元960年宋朝开始，中国进入了现代化，资本主义标志性的：纸质货币、航海指南针、水力纺织机等等都已经出现。但是王安石利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官方垄断了工商业经济。当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会牺牲私有经济，并利用私有经济来壮大国有经济。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严厉打击了私有经济体系，摧毁的不仅仅是富家大户，也迫使基层民众脱离豪强，依附于朝廷官府。
王安石变法使得国库财富迅速积累，相比于变法前“一道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矣”，到了变法后“天下之财，大半归于公室矣”。到了元丰后期，国库财富的积累达到顶峰，这显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搜刮百姓财富所致。而王安石还利用“天下之财，大半归于公室矣”来进行自我粉饰。
经历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的市场经济遭到极大的阻碍与破坏，商品经济逐渐倒退并出现萧条，进而导致了生产经济的衰败和社会矛盾的加剧。
来源：历史资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