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下令创建京师大学堂，可创建者们却妄斗最终断送了晚清最高学府
晚清时期，政治已经十分腐朽，内忧外患交加。国人也开始了一系列的自救运动，戊戌变法便是其中之一，但是这次运动仅仅只是吸收国外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发起者主要又是在民间，所以后来遭到保守派的反对而失败。
1898年6月26日，光绪对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的大臣大发雷霆，命令他们立刻就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拿出一个具体章程，否则定严惩不贷。此时，距离光绪批准建立京师大学堂已过去四个月，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居然没有一点儿动静，而按光绪的设计，京师大学堂是变法改革榜样，应走在各省改革的前面。光绪盛怒后，建校工作确实积极运转了起来。但令人惋惜的是，这种运转却走上了歧路。
第一重歧路，是建校工作陷入了不同改革派系的内斗之中。
戊戌年间的改革派，分为“康党改革派”与“非康党改革派”两大阵营。前者拥护康有为及其学说，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以及部分低品级御史;后者对康有为观感不佳，且大都对其学说心存厌恶，这些人均是握有实权的朝廷重臣，也是当时改革必须依赖的中坚力量。因大学堂是改革的风向标，所以这两大阵营都想要掌控大学堂建校工作的主导权。
这场内斗，主要集中在“由谁来制订《大学堂章程》”和“由谁来出任总教习一职”这两个问题上。前者关系到具体课程开设，后者关系到教职人员的聘用。康党希望具体的课程由梁启超来制订，教材由康党控制的在上海的编译局提供，总教习一职由康有为出任，其他教职人员由康有为提名聘请。但包括管学大臣在内的非康党改革派，对康党的上述意愿坚决抵制。
第二重歧路，是建校过程中几乎无人讨论“西学”问题，反而一直围绕着“经学”不断互撕。
晚清要自强，其改革方向本该是向西方学习，京师大学堂的定位本来也是向日本的东京大学看齐。但康党与非康党对西学全都一知半解。按康党的设想，创立“孔教”是中国对抗西方、实现自强的终极法宝，他们曾自述心迹：“孔教”高于“清国”，“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因此他们主张“素王改制”，要将康有为扶上当今素王的地位。为了证明这种政治理念的合理性，康有为对儒家经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这种改造，除康门弟子外，遭到了士大夫圈子的普遍抵制。
终于，这场晚清最高学府的建校工作在两派的互撕中沦为一场闹剧。然而这样的学堂也成了现代化高等教育的源头。
它是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全称京师同文馆。初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由恭亲王奕忻于1861年1月奏请开办。属总理事务衙门。以外国人为教习，专门培养外文译员。课程开始时只设英文，后来增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同治六年又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美国传授士丁韪良总管校务近三十年。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二十余种。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并于次年开学，仍为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校。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创立，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之一。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校务停顿。1902年学堂恢复(京师同文馆同时并入京师大学堂)，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1910年发展为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7科的大学。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
大学堂下的师范馆虽然前后只存在了7年时间，但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史上却是开篇之作，占有重要的地位。综而言之，可以引出以下的认识：其一，师范馆办学严谨，成效卓著。王道元说：“师范馆前后有两期毕业生，在清末与民初，有不少风云人物，自然功过亦不相掩。自余作终身教育职务的，亦所在多有。”是平实之论。以第1期学生为例，足见其人才辈出，灿若群星。
例如，第1名毕业生廖道传，毕业当年赴日本考察学务，同年归国后即出任广西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1913—1917年任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胡仁源，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03年奉派出国留学的学生中，人才尤多。何育杰，1909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教授，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等等。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不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开端，也成为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源头。
来源：历史资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