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

 敦煌壁画泛指包括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所分布的石窟寺壁画，而以敦煌的莫高窟最具有代表性。　古代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又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处。自张赛出使西域，然后霍去病领军驱逐匈奴出河西，屯田移民，设关建郡，从此中原与西方诸国及许多民族频繁来往和交流，逐渐确立了敦煌成为西部重镇的地位。此时，印度佛教伴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逐渐传入敦煌和中原，石窟是作为佛教活动的场所，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发展起来，莫高窟石窟既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莫高窟在敦煌市境内的鸣沙山东麓，在10-40米高，南北1680余米的断崖上蜂窝状散布着4-14世纪10个时代的石窟750余个，最早者创建于公元366年，最晚者为公元14世纪营造，其间经历了1600余年的历史。据唐代圣历元年（689年）的碑文记载，莫高窟自秦建元二年（366年）开凿，至镌碑时已有窟龛一千余个，此后历代续建，亦有踏毁，由于敦煌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条件，现有相当的洞窟还完好地保存着，所以现存的石窟所遗存的壁画等史实文物是极其珍贵的。　据统计现有492个洞窟共存壁画45000余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其规模之宏大，文化内容之丰富世上罕见，早在1961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我国首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的著名文化遗址。　莫高窟早期壁画艺术　 莫高窟早期壁画主要是北凉、北魏、西魏和北周时期的壁画，以说法图和本生故事为主，佛教经变画很少。题材主要是宣扬苦修和自我牺牲。　现存最早的洞窟在北凉时代（397－439年），位于崖壁第二层中部的第267－275窟一段，共有268、272、275三个大窟，内凿六个小龛，又以268窟最早，从其西壁佛龛下破损的两层供养人画下，可看出一层无画的白壁，专家推测该窟可能是乐傅或法良曾用过的禅窟。北凉时期，国王沮渠蒙逊请高僧昙无文件大（chen）译经，并开凿石窟造像，佛事极盛。这时的佛陀端坐说法，神气木讷，菩萨也显得笨重不堪；衣饰和衣折是典型的犍陀罗式样；人物造型则以源自印度的“凹凸法”，用朱色（现已变黑）作圆圈，用白色勾勒鼻梁、眼珠，远看像一个白色的“小”字，俗称“小字脸”。洞窟带着鲜明的外来印记，一种舶来的意味，一种西域气息，一种遥远的印度乡音。　 北魏（386－534年）立国总计148年，拓跋王朝实际统治敦煌却在439－534年间，共95年。莫高窟现存10个北魏石窟，赭红色底壁上“人大于山”的本生故事和色调明快、婉丽动人的天宫伎乐楚楚动人。第248窟中有最早有人名题记的供养人画像。北魏以太和改制（494年）为界，前期仍是西来的佛陀菩萨，却暗暗换上了中原丝质的薄衣，轻纱透体，软滑贴身，中原盛行的“曹衣出水”技法直接以衣纹表达形态。后期则出现了清灵洒脱的江南新潮“秀骨清像’风格，中原的房屋形制也进入莫高窟，出现了“人字技”屋顶。在257窟平棋顶上，画有全身一丝不挂的裸体飞天。　 西魏（535－546年）现存6窟，以288、249、285窟最有代表性。覆斗窟形不仅开了一代新风，而且成为以后石窟的基本形制。艺术风格上，中原的衣冠文明、南朝的名士风流和西域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出现了混合形艺术，使北魏艺术风格发生了根本变化。壁画早期以秀骨清像为主，后期的菩萨则换上褒衣博带，原来的赤足穿上了饬头履，现实生活场景也被搬上壁画。285窟出现了莫高窟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供养人画像和发愿文，其南壁上层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说法图，宝盖两侧的两身裸身飞天造型完美，尤以宝盖东侧的女童形飞天，成为莫高窟最完美的裸体飞天。　北周时期（557－581年），周武帝通好西域，结姻北狄，聘娶突厥公主阿史那为皇后，中西交流加大，艺术并存趋于融合，“面短而艳”的佛陀登场，“小字脸”又重返画面。北周洞窟现存15个，艺术特点表现为：一是中原式、西域式风格并存。中原式的佛陀清瘦，身着衣履，画面装饰性强，格调潇洒清朗；西域式的佛陀丰满，半裸身体，画面立体感强，气氛庄重沉静。二是着世俗装，穿“时装”的男女进入了佛国世界，让人感受到浓厚的社会生活气息。三是供养人画大增，这与敦煌的统治者多为北周功臣、贵威有关，但功德主有明显的“千人一面”的程式化倾向。四是裸体飞天艺术冲破中国传统的儒道戒规束缚，在这里竟达13尊之多。此后，裸体飞天迅速消失。　至北周末年，一个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一种羽人与天人共舞的历史大融合已经形成。　   莫高窟中期壁画艺术　 隋唐盛世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期，也是莫高窟艺术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　隋代（581－618年）前后只有38年，却在莫高窟新建窟101个，重修北朝石窟5个，是莫高窟前180多年来开窟的两倍。隋代洞窟观存94窟，而以前四个朝代仅存洞窟36个。隋代是莫高窟开窟最频繁的朝代，隋对佛教的虔敬与迷信令后世匪夷所思。隋文帝杨坚出生在一尼庵中，由尼姑智仙抚养成人，自小笃信因果报应。隋王朝统一天下后，首先把人间变成了佛国，在全国建寺塔5000所，佛像数万身，有专职僧尼50余万人。隋文帝被称为“大行菩萨国王”，后炀帝杨广亦被称作“主持菩萨”，杨广本人就亲自写《法华经》1000部，创天台宗。一个皇帝胜过一万个高僧来讲经传教，佛法与皇权已密不可分，于是，打破了佛教的南北对峙。佛教南北归一，社会丰饶富强，百姓对解脱自我转向更实际的“现实报”，于是促成了大乘佛教的流行，石窟艺术更趋向绚丽多彩。　隋代以倒斗顶窟为基本形制，以303窟将中心塔柱改造成一圆锥形的七级倒塔最有代表性。壁画艺术表现出一种随心所欲的创造活力，摆脱了外来艺术的束缚。一是本生故事画让位于经变画，“累世苦修”。“忍辱精进”画面渐次退去，“方便成佛”、“西方极乐世界”的画面由窟顶走到墙壁正面的黄金地位；二是最早诞生了单独成像的观音菩萨。菩萨是佛教中菩提萨捶的简称，系释迦牟尼成佛前修行的觉名，因而在早期洞窟中他只是佛的陪衬。隋代单身菩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的起步。三是隋代佛教艺术开始世俗化，人物形象接近现实生活，基本符合真人身体与头6．5：1的比例。但较唐代艺术仍有不足。因此隋代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代。四是装饰图案丰富多彩，藻井尤为富丽。其中央以莲花构图，四框有二方连续图案，外缘则有飞天围绕，千佛环列。　隋代只是序幕，拉开大幕是大唐，公元618年建立的强大的唐朝历时289年（618－907年）。唐朝是莫高窟建窟最多的朝代，至迟在698年时已达“窟龛千余”，布满整个崖面。这是莫高窟历史上黄金般的盛世，规模庞大的覆斗形大窟中，大幅佛教画气势恢宏，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唐代洞窟现存232个，几乎占总窟的一半；经变画的在400余幅，也几乎占总数的一半。　公元618－704年，是莫高窟艺术的初唐时期，现存洞窟47个。高度开放的大唐帝国对外来文化，以博大的胸怀与气魄，一股脑地拿来，从物质内容到文化习俗，从精神方式到宗教信仰，转瞬便幻化成一个雄浑的唐文化。表现在壁画上，出现了通壁经变画，规模宏大，色彩绚丽。如220窟的《阿弥陀净土变》，展现了富丽庄严、气象万干的极乐天国，为唐代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楼台殿阁是帝王宫阙的仿照；乐舞场面反映了当时豪贵之家伎乐之盛；画面中佛陀、菩萨形象是当时世人的模样描绘，其躯体比例和地位表现了封建社会森严而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该画与《东方药师变》、《维摩洁经变》集于一窟，将敦煌壁画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初唐壁画有30多壁维摩诘经变，这是魏晋以来首先中国化的佛教画。初唐人物造型由清秀渐趋丰满结实，躯体比例适度，宏幅巨制，却又精工细描，引人入胜。　 盛唐时期（705－781年）现存81个洞窟，艺术特点首先表现为完好保存有中原已消失的画圣吴道子风格的壁画，在线条上，属大写意派，下笔飞快，线条疾畅，画史上所谓“吴带当风”的“吴家样”绘画是莫高窟对中国美术史的巨大贡献。在色彩运用上，到处都有李思训大青绿风格的影子，呈现出金碧相映、富丽堂皇的时代风格。盛唐经变画采用对称手法求得画面平衡，“人小于山”，画面上有的多达千百人，表现出画师宏大的气魄和处理复杂构图的惊人技艺。经变画两边，配上对称的屏风画，已成为一种固定格式。　中唐时期（78－848年），敦煌进入吐蕃称雄的时代，佛国仍然是各民族共同的理想国。吐蕃统治敦煌67年，当时沙州人口不到3万，职业僧尼却达千余。吐蕃人在敦煌一连兴建17座寺庙，在莫高窟开凿和续建的洞窟多达92个，现仍存50余个。洞窟依然遵循盛唐风格，但又有独特性。一是流行佛、菩萨像，达66幅，经变画比初唐多一倍。比盛唐多三分之一。二是盛行密宗图像，达33幅，比初、盛唐多24幅。三是产生了一壁分上下两部，上部绘经变画二至三幅，下部再分割成小块并列的屏风画，容纳了大量的经变内容，却失去了雄浑气势。四是以158窟为代表，在涅槃像后绘涅槃变群像《各国王子举哀图》，出现了绘塑结合的大型经变，为吴家样风格的代表作。五是产生了双头瑞像图。　晚唐时期（848－907年），敦煌又回归大唐统治，世族张议潮成了这里的主人。敦煌的豪门大族包揽了从人间到天国的一切，实力雄厚的世族竞开家窟，而互不破坏，计开凿60余窟。其艺术风格融汇了中原绘画、吐蕃遗风和敦煌地方色彩。画面密、显宗图像并存；密宗多变相；经变比中唐更多。同时，壁画中出现了如《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等与佛教无关的世俗题材。　总体来说，大唐艺术点燃了大乘佛教的辉煌。形象化的画面把现实理想化，又把理想现实化。无所禁忌的自由化创造，把佛变成世间的人，把菩萨画成慈悲为怀的女人相，使佛国充满人情味、俗世感和生命的意味。各式自由舒卷的卷草纹图案又使画面增加了绚丽的色彩和生命的动感。 

来源：历史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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