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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 只因崇祯皇帝的三大昏招

分类:历史解密 2021-07-15

话说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且屡次剿灭都平息不了,最后大大缩短了明朝的寿命,很多人觉得这些原因归结到明末吏治腐败,政府财用匮乏以及灾横行催化内部矛盾上,其实不然,明朝的灭亡只因崇祯的三大昏招。

这么说的话可能会有人就不同意了,崇祯皇帝勤勤恳恳十七年,一生节俭平日吃穿用度俱不讲究,自己也总是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按照常理来说,这么一位勤勉敬业节俭的皇帝,怎么会成为一个亡国之君呢?且细细往下看。

第一,轻信文官、怀疑武将、瞎指挥

崇祯皇帝继位之后,首要任务就是铲除了魏忠贤的宦官势力,朝野得到了暂时清净与安宁。但是崇祯不仅没有趁机整肃吏治,反而培养了大批文官把持朝政。明朝首辅魏澡德就是最大的无能之辈,而很多像阎鸣泰、孙传庭等有识之士得到朝廷排挤。对于朝廷举足轻重的武将,则是由文官掣肘,武将在外拼杀之时,大量文官在朝中散布谣言,崇祯皇帝偏听偏信,斩杀袁崇焕等主要将领,导致北方再无抗清将领可用,之后的抗清之战一败再败。

孙传庭虽然是进士出身,但他“仪表颀硕,沈毅多筹略”,在担任陕西巡抚期间,组建训练明军,率领军队多次击败农民军,甚至将闯王高迎祥擒获,将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几人。可是崇祯帝刚愎自用,听信杨嗣昌,竟然将孙传庭免职,关到监狱里。

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李自成东山再起,“从自成者数万”,明军屡战屡败。到了崇祯十五年,在李自成第二次围攻开封时,崇祯帝将孙传庭放了出来,让他率军对抗李自成。当年的柿园之役中,孙传庭初战取胜,但因粮草不继,被李自成杀了一个回马枪,遭到失败。孙传庭回到陕西后,积极招兵买马、置办军器。

孙传庭的策略是固守潼关,等自己的军队训练娴熟,而农民军饥疲时,在与其决战。李自成也明白,潼关易守难攻,自己的军队很难攻破,就在他寻思如何让孙传庭出关决战时,崇祯帝帮了他一个大忙!由于明朝末期,财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崇祯帝希望能够迅速平定农民起义,这样一来就节省不少银子,因此他一再下诏催促孙传庭出关决战。

就这样,刚好中了李自成的圈套,由于明军长驱直入,粮草被李自成给切断,明军惨败,孙传庭所部“死者四万余,失去兵器辎重数十万”,一些明朝将领甚至选择投降农民军,孙传庭在渭南战死,明朝最精锐的西北军损失殆尽,在中原地区再也没有能和李自成对抗的官军了。

二、优柔寡断,心中多疑,视臣如草芥

崇祯此人,后世评价其刻薄寡恩,多疑猜忌,刚愎自用。崇祯在位17年,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杀了两个首辅(相当于总理),督师或总督被杀的达到了11人,巡抚更多,达到12人,关在监狱的官员多达145人,相当于所有具备大臣资格总人数的10%。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亡国之征。

崇祯年间最能打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卢象升,一个是袁崇焕,一个是孙传庭。然而这三个人在崇祯手里都没有好下场。卢象升战死80多天没有人给他收敛,暴尸荒野,下场极惨。袁崇焕驰援北京,而崇祯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听了两个小太监道听途说的两句流言,就将袁崇焕处以凌迟酷刑。

三、裁驿

裁驿是后人提及较多的,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奏,要求清理驿站。此意本来没错,明朝晚期的驿站,早已经机构臃肿,且滋生腐败,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刘懋的对策很简单,就是裁撤,富余的官员罢官,多余的驿夫驿卒遣返回乡。当时的兵部侍郎申用懋深谋远虑,认为一次性裁撤风险太大,应当以六年为期逐步进行,且不能一裁了之,对被裁的官员驿夫,要发足遣散费用,其中精壮的驿卒,更可挑选编入各地驻军之中。这个方法可谓老成谋国,但心急的崇祯不听,觉得刘懋的建议简单实用,然后贯彻实行。这次明朝效率很高,用一年时间遣散八万多驿卒,节省白银六十八万两。其中的一个驿卒,就是银川驿站的李自成。六十八万两白银,换来了大明王朝的终结者。

其中发生最早,影响最大的,是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谷城的王喜胤起义和陕西宜川的王左贵起义,这两股势力在当时都各有数万人,麾下成员也多“明星阵容”。比如王喜胤手下的偏将,是后来的“闯王”高迎祥,大营门口站岗的哨兵,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大西皇帝”张献忠。王左贵麾下的一个士兵,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在崇祯三年(1630年)投奔农民军的,在此之前,他却刚与死神擦肩而过。驿站被裁撤后,李自成回到家乡陕西米脂,因生活困难,欠下了当地士绅艾举人的债务。官司打到县衙后,李自成被官府“批重枷游街示众”。

此时正值酷夏,重刑在身且水米未尽的李自成险些被“将至至死”。幸亏亲友相救,结伙和衙差们群殴,这才逃到外地。几个月后,李自成潜回家乡杀死艾举人,为避祸又逃到甘肃投军,起初事业发展的不错,在甘肃张掖驻军王国部被提为把总。但此时明朝财政困难,军队多被欠饷,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为领饷银问题,李自成遭王国责打,索性领着士兵发动兵变,杀死王国后扬长而去,投奔到陕西农民军王左贵部,开始了他的“造反”生涯。

加上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 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而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这个时候加上满清,可谓是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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