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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分类:历史解密 2021-07-11

秦朝是由战国时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政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完成统一大业。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称帝,史称“秦始皇”。秦朝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共融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风卷残云之势收拾天下,面对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国土,秦始皇不愧为一代帝王,雷厉风行地废除实行达二千年之久的诸侯分封制,改为实行郡县制。在这里,廷尉李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李斯的理由是:“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候不便。”

李斯的理论似是而非,秦帝国并不能实现万世而安,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暂的一个王朝,这就是明证,而后世所尚用秦帝国的制度,终于使中国一步一步走向衰微。历史事实是衡量政治理论的最好注脚。秦之前实行诸侯制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其共延续达1800年之久,而之后2100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上都沿用秦帝国的郡县制,却出现了不计其数的王朝,“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台”就是这2000余年政治之真实写照。以此分析,中国政治由盛而衰之分水岭,以秦一统中国为分水岭,之前中国文明是上升之势,之后中国文明是下降之势。

中国洋洋五千年文化,奠基于夏、商,而大成于春秋战国,自秦帝国后,中国文化只是集中在注解先秦经典和引进印度文化、并融合印度文化上,罕有开拓者,这种文化的退步,是政治制度造成的。分封诸侯制与郡县制区别,实际上是分权制与集权制的分野。虽然在诸侯制中,天子仍然是名誉上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但实际上其政治权力并不能渗入到各诸侯国的内政中,诸侯国不仅有一套领域中的政治权力机构,而且还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各诸侯国并不是对君王绝对、无条件的效忠。

《史记·夏本纪》:“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史记·殷本纪》:“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不可否认的是,在夏商周三朝的大多时间里,贵为天子的君王有着比诸侯更大的权力与实力,但是各诸侯纷纷选择叛离而联合对付君王时,则能完全占据上风。诸侯制本身并不是民主的政体,但与民主政体相似点在于诸侯制实现了权力的分割,权力的相互制约是维系一个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也使得国家的政治不会长期陷入腐败和糜烂中,因为君王的胡作非为必将引起诸侯的恐惧与反叛。

夏、商、周在中国历史上属于政治的清明时期,这种清明从现在传下的史料《尚书》中也可见一斑,即使臭名昭著的夏桀、商纣,同后代的暴君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诸侯制发展到登峰造极,是春秋战国时代,君王的至高无上地位被架空,仅是偶尔在诸侯诸雄的竞争而,被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此时的国家权力已全然转移到诸侯各国的手中,此时的中国略似于近代欧洲各强之竞争,观春秋战国之历史,为中国历史上进步最快之时期,也是文化最昌明之时期,同期之政治除各国之争斗外,诸侯各国内政清明,罕有暴君的出现,此为我所谓的“黄金时代”。

或反驳曰:春秋战国战事绵绵不断,何能称为黄金时代。答曰:自有人类社会,战事本来就从未停止,这是各国各时代均不能避免之事,奈何独举春秋战国?据我研究,夏、商、西周因史料奇缺勿论,春秋以降,敢问几时中国战事曾停止过?诸候割据之时代,战事为诸候国与诸候国之战争,因政治清明,绝少人民起义,而往后各朝,莫不是以人民起义为王朝更替之先兆。

人民起义之破坏力与惨重之伤亡,是诸候争霸战中所未有的,秦末之陈涉,西汉末之绿林,东汉末之黄巾,唐末之黄巢,明末之李自成张献忠,清末之洪杨,举难胜举。中国以儒学治国两千年,却未能得儒学之醇。儒学之核心,在于仁政,然于秦之后郡县制度下,仁政其实只是空话。郡县制取消了分封诸侯,帝王大权独揽,君临天下,是为集权制。

孟子在宋代成为亚圣,其著作堂而皇之位列儒家《四书》,对于孟子所鼓吹的推翻暴君的言论,似乎并未遭皇帝们的封杀,或许皇帝们根本就不相信有谁能撼动其坚不可破的权力。的确,宋、元、明、清各朝,皇帝之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本就没有任何遭遇多大的挑战。在汤武革命时,革命的主力军是各诸侯,而后世集权制下,最终只能由最下层的平民百姓为了生存的权利,起而反抗暴政。

所以每次的王朝更替,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血腥的杀戮。高度的集权制导致中国近2000年历史跳不出一个标准的模式:王朝的建立者都是一世雄才,其子辈孙辈尚能兢兢业业地守业,过三、四代后,皇家的温室终究培育不出推倒一世的君王,直到被推翻为止。

汉、唐、宋、明、清等,都在这个历史循环中打转,即使有识之士力图挽救历史之宿命,也只能是徒然无功。其实不是历史的宿命,而是集权制的宿命。笙歌与美女,加上无止尽的权力,最终国家的机器由高速运转而渐趋瘫痪,当锈纹与腐败俱生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奏响王朝的挽歌。先秦学子有着后世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在诸候国林立的国度里,“能用则留,不能用则去。”在深邃的思想背后,多了几分从容与潇洒。孔子的周游列国,老子的西去函谷,墨子、孟子游说于各君主,进一步则施展平生抱负,利天下万民,退一步则自在从容,著书以传千秋万代。

自秦后,中国再也无法重现春秋的风采,这也是环境所逼,学子们的政治抱负不免带上悲剧的色彩,因为这是一君号令天下的漫长的历史,儒家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人生态度,在明儒中尽现无遗。论起刚直与勇气,明儒可能还要超过其先秦之先师,但从方孝孺到杨链到黄道周,却都被笼罩着一层浓厚的悲情色调,透过这种色调,是高耸、冷酷、窒息的专制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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