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文艺的皇帝宋徽宗：如何用文艺复兴照亮中国

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十二段中的第一段“杏苑春声”

文 | 李冬君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1月下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瞭望中国宋朝，那里所呈现的人类基于人性塑造历史的景观竟然与地中海的浪漫情调多有相似，当我们发现那里的“文艺复兴”是人类给予自己所能够创造最辉煌历史的最佳褒奖时，便再也无法按捺穿越的兴奋，用“文艺复兴”的门票到宋朝去逡巡游览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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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不死、精神永恒的遗产

当赵佶以皇帝身份参与朝政的任何活动时，即便与文化艺术相关，个人以为他可以被统称为“宋徽宗”，但当他以个体独立的姿态进行艺术创作时，应该称之为“赵佶”。

宋徽宗赵佶，半百人生54年，黄袍着身25载，一个在历史上能够留下一笔的惨淡只影，在公元12世纪初便转瞬即逝了。脱脱撰写《宋史》，写到《徽宗纪》时，不由掷笔惋叹：“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此论几为后代评价宋徽宗的基调，宋徽宗在太平盛世做了太平皇帝，却沦为乱世囚徒，客死他乡，断送了王朝，断送了自己。上述为王朝史观者扼腕之共识！

的确，“独不能为君耳”，使一个伴随文艺复兴而即将迎来的近世国家，就这样在文艺复兴中毁誉参半了，国土沦丧了，百姓流离了，作为一国之君，他难辞其咎。“诸事皆能”，恐怕连脱脱都能依然感受到赵佶的才华遗韵，以及他为两宋带来的艺术辉煌。

如果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帝王尺度，如今我们能记住二十五史里的几位帝王呢？这些帝王又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可以普世并流传的精神价值的承载体呢？皇家画院与诸多皇家艺事、因皇家收藏而留下的国宝级别的文物，尤以宋徽宗赵佶时期绚烂耀眼于世，他本人的绘画创作以及他赞助的艺术家们的绘画创作，更是他留下来的一笔带有开创性的人类精神财富。从世界史来看，他不愧是美第奇家族事业的先驱。

宋徽宗赵佶没有让帝王的强势侵占他内在的灵性、剥夺他的文化个体性，而是在帝王与个体之间选择了“个体优先”，以美超拔了他个体人性的美好一面，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巨人。他所留下的一切艺术符号都标记了他人性中的真善美。他也许不能选择历史，但他就是他，他尊重了自己的禀赋，为一个时代赋予了艺术气质。他有这个实力，无论是他本人所禀赋的艺术才气，还是他所能掌控的皇家财力，都足以使他推动和代表他那个时代的文化主流，以一个国家的力量赞助支持人类精神财富的积累与收藏，实践他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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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尊重艺术家的帝王

还有那岩岩若孤峰的皇家画院，所取得的艺术辉煌足以傲视宇内。其实，皇家画院早在五代时就开始了，那时的翰林待诏们主要为帝王或贵族画肖像，以及将朝廷的重大活动场景描绘记载下来。随着宋朝历代文治的社会风尚，画院逐渐摆脱聚集画匠的单纯功能，开始追求绘画的本质和艺术的格调，打开心灵和精神的自由之眼，将它们的观感付诸绘画上。特别是在宋徽宗赵佶、高宗赵构、孝宗赵眘时代，应该是画院最好的时期，尤以徽宗为最，大概是他的艺术天禀，使他不由自主地将生命中最具灵性的智力都倾注到画院和宫廷的各类艺术事业上。

宋徽宗积极完备皇家画院制度，主要是提升画院的规格，由翰林图画局直接管辖。据《画继》作者邓椿记述，宋徽宗亲自主持画院，他在1104年正式将画学纳入科举考试，考试分六科，如禅道故事、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徽宗亲自出考试题，他常以古人诗句出画稿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格调在“无”字上，“深山藏古寺”，趣味在“藏”字里。时光被藏起来，给自由精神一个绝对静止的自然空间，人性可以纵浪大化之恣肆，但姿态却谦卑含蓄，画面上给出一个几近空无的美学逸趣。如果我们把自由作为一个美学标准的话，“无”也可以是一种姿态，在老庄自然哲学里隐含着一种绝对自由的气质，这正是宋徽宗的艺术品位。人性在虚拟的自然中获得自由的舒展，心灵在“无”的体认中赢得遐想的自由驰骋。

考中的学生根据出身，分“士流”与“杂流”，前者为有文士背景，后者或为工匠身份。学生除学习绘画外，还必须学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四种书。“士流”兼选修习一大经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同时，宋徽宗设立“书学”科，由翰林书艺局管辖。学习篆、隶、草三书体字，同时修习《说文》《尔雅》《论语》《孟子》，自愿修习大经。宋代的“大经”，指《道德经》《黄帝内经》《周易》，“小经”有《孟子》《庄子》《列子》，“律学”包括断案和律令。对于画院书院的艺术学子们来说，还是相对轻松的，从科举还是以四书五经为必考科目来看，他们的艺术灵感得到了比较好的爱护。艺术所给予人类情感的教育，不可以政治和道德置换分毫，如果我们以此为终极判断的话，当可认同这种考试安排的苦心。

能入画院的画师，俸禄优厚，以翰林、待诏的身份享受与官员相同的待遇，并授予头衔，有画学正、艺学、待诏、祗侯、供奉、画学生等名目。如此完备，可谓中国最早的美术专业学校。艺术家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以画院为首，其次书院，再次琴院、棋院、玉院的百工等技艺人员皆在下院。支给其他局里的工匠报酬叫“食钱”，而书画两院的报酬叫“俸值”，表明对待艺术家和工匠的不同态度。因艺术的关系，画家还可以获得高官显爵，光禄寺待丞，最高可升至国子监。当时画院更是高手云集，诸如擅画市井百业的张择端，擅画百马、百雁的马贲，为徽宗代笔供御画的刘益、富燮等人，都以画艺精湛、笔墨不凡而著称。

其实，北宋开国后，汴京一带成为绘画艺术中心，宫廷画院先后集中了来自西蜀的黄居寀、黄惟亮、夏侯延、赵元长、高文进等，南唐的董羽、厉昭庆、蔡润、徐崇嗣等，还有中原一带的王霭、赵光辅、高益等画家，都汇集到宋朝宫廷画院。此外，李成善画寒林平远，范宽善画崇山峻岭，许道宁善画平远、野水、林木，他们3人皆先后在不同方面，发展和丰富了荆浩、关仝的北方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画派在这一时期还影响不大。当时画院内外以山水画知名的还有燕文贵、翟院深、高克明、李宗成、屈鼎等，擅长宗教壁画的有高文进、武宗元等，花鸟画则有赵昌、易元吉、王友等。这些画家的创作实践，酝酿着北宋绘画风貌的新变化。

宋室南迁，宋高宗恢复画院，广收流落民间的宋徽宗的字画以及皇家各类收藏，画院的画家能逃脱出来的，皆随衣冠南渡，辗转集结于临安画院，恢复画职，成为南宋继北宋以国家力量进行“文艺复兴”的主干。

开南宋山水画新风的李唐，富有才华的青年山水画家王希孟，擅画花鸟翎毛的韩若拙、孟应之、薛志，以画婴儿货郎著称的苏汉臣，林椿则以善画花，荣升为南宋画院待诏并蒙赐金带。著名如马远曾祖、祖父、伯父、父亲马世荣、兄长、儿子马麟一门五代七人供职南宋画院，成绩斐然，尤其马远最为著名，有“独步画院”或“院中人独步”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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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得失岂可论英雄

历来评价赵佶，多半只看他的皇帝身份，而忽略了他个人的文化个体性，作为皇帝的失败，未必不是“塞翁失马”，他在艺术活动中，失去了家天下的朝廷，却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自由的文化个体性。站在朝廷的立场上，你可以说他是个昏君，若以他个人的立场而言，他却是一个在艺术活动中实现了自我的人，是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开启了文艺范式的人，他是一个属于文化中国而非王朝中国的人。

考察中国历史应有两种尺度，一是传统的王权尺度，现在还在通用，还有一种是现代的人权尺度，这是历史研究中用之甚少，且有待确立的个人权利的一个尺度。若用王权来仲裁，他作为皇帝，不应那样搞艺术，即使爱好，也要适度，应点到为止，哪能忘我投入？然而，以人权来考量，从事艺术活动是其个人权利，他只要在艺术活动中实现了自我，在文化的江山里，哪怕只是添了一草一木，他就是个成功人物，勿以成败论英雄，更勿以王权得失论英雄。

有人会说，如果他从事的艺术活动导致了王朝覆灭，给人民带来灾难呢？这当然是一个理由，是一个压倒一切的理由，但事实是，没有一个王朝是因为君王从事艺术活动而亡的，他若不搞艺术，或换另一个君王，北宋就不会灭亡？显然不是这样。他是一个不称职的君王，更不幸的是，他接到了王权的最后一棒，这一棒的命运，注定了他搞不搞艺术，北宋都要灭亡。幸运的是，他能在北宋灭亡之前，让艺术放出了文艺复兴的光芒，文化中国曾经被他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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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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