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晋南北朝评说的错误
泪痕网友的文章，很多人说好，当然他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所以精彩和有价值的地方我就不再重复了，这里重点谈一谈他的错误。很遗憾，这种错误是根本性的，使得整篇文章的价值大打折扣。
一，晋武帝立嗣的安排是否正确？
按照泪痕的观点，晋武帝是否立智障的司马衷为太子，最多只能改变个别人的命运，不能改变整个帝国动荡、崩溃的命运，因为这种命运是当时皇权衰弱，豪强崛起的政治特点决定的。
这样的观点，可称之为“庸俗唯物论”。庸俗唯物论的特点是，过分夸大和强调客观环境和条件的作用，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和贬低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由这种庸俗唯物论，只能导出一大堆庸俗的“历史必然性”说辞；而这种庸俗的“历史必然性”说辞，只不过是天命论，君权神授论在现代社会的翻版（因为老一套的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论早已行不通了），其终极目的无非是证明某某人或某某集团上台是“历史必然”的，尔等草民只能乖乖认命，否则就会受到“历史规律”的严厉惩罚（实质重点就是“必然受到严厉惩罚”，至于执行惩罚的主体，当然不是什么“历史规律”，呵呵），如此这般。
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如果说那些外戚、亲王们专权和作乱是必然的，那么在晋武帝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敢专权，不敢作乱？其实，不要说专权作乱了，哪怕是对武帝的抱怨和不敬，也是很少有记载的。显然，这里主要是晋武帝的威望和能力在起作用。换言之，皇权时代皇帝的威望和能力如果不说是“决定性”的，至少也可以说是“很重要”的政治因素。强如晋武帝者，皇亲大臣们不仅不敢专权作乱，而且毕恭毕敬；如果武帝的继任者能有武帝一半的威望和能力，那么这些皇亲大臣虽然谈不上很恭敬了，但专权作乱还是不敢的，最多就是背后说说怪话，发发牢骚，或者态度消极不合作罢了，无伤大雅更无关大局。晋武帝有足够多的儿子可供选择，也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培养接班人，而且在长子有智障而不能主政的情况下选择次子，无论人情还是礼法上都说得通。但武帝始终坚持错误的决定，无论这个决定的背后有多少苦衷和无奈，显然都不能成为为其开脱责任的理由。也正是这个根本上的选择错误，使得武帝无论设计多么精密巧妙的互相牵制的政治格局，也终归只能失败，对于帝国的前途，对于司马家族的前途，以至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
这是因为其一，如果一个智障的人都可以做皇帝，我怎么就不能做呢？因此任何一个亲王或权贵见到惠帝，都只能心中充满轻蔑和讥笑，都只能迅速滋长他们的不臣之心。如果司马衷至少是一个正常人，这样的轻蔑和讥笑会少很多，不臣之心的滋长也会慢很多，困难很多。其二，惠帝的智障使他对于是非难以判断，更不知或不敢如何应对危机。试想如果惠帝是一个正常人，他至少会在亲王和权贵开始专权作乱，已有事实根据时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事端，惩一儆百，那么局面还是会稳定下来的。但由于最高统治者一直没有表态更没有任何措施，这就等于默许和纵容了亲王和权贵们越来越放肆的行为，才使局势逐渐失控，以至不可收拾--因为任何执政官都只是臣子，他们即使不惜杀人平乱，也不可能具有皇帝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晋武帝立嗣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对司马家族和晋帝国的伤害毋庸赘言，但对中国历史的伤害，却鲜有人提及。我这里不是说，如果晋武帝不立智障的司马衷为太子，帝国就能避免动荡和崩溃的命运，但至少将这个动荡和崩溃推迟四五十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这四五十年的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好处于内迁少数民族汉化的关键时期。大约从官渡之战和曹操平河北后，曹魏政府开始大量迁入塞外的少数民族以填补急剧减少的人口，这种移民政策也为西晋政府所延续。这些移民整体上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状态。所谓“大分散”是指，某一个少数民族不会全部集中在某一州某一郡，而是分散在某几州，某几郡；所谓“小集中”是指，在某少数民族分布的那些州郡，该少数民族呈现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小规模聚居状态，而不是拆散到几十、几百人的分散定居。之所以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状态，是魏晋政府和内迁少数民族博弈的结果：如果少数民族大集中，魏晋政府没有安全感；如果少数民族拆散到几十、几百人定居，少数民族没有安全感。因此双方必然互相博弈直至达到双方都有最低限度安全感和力量平衡的某种状态，即“大分散，小集中”的状态。不过，这种状态下魏晋政府的安全必须依赖强势的政权和军事力量，一旦政权和军事力量遭到破坏，平衡就不再存在，内迁少数民族的动乱就一下爆发了，这已为后来的历史充分展现和证明。
由于内迁少数民族小范围的聚居，虽然在正常情况下不至于威胁到魏晋政府的统治，但却能大大延缓其汉化的过程。因为一个数千以至上万人的聚居区内，日常生产生活已基本可以自给，人们都习惯使用自己部落原有的语言，遵从部落原有的风俗，而没有很强的主动汉化的压力。这就使得小范围聚居的少数民族与周围汉族的矛盾和摩擦不断发生和积累，为后来的大乱埋下种子。不过，由于生产方式的原因，传统农业社会的同化还是相对容易的，这些少数民族又主要分布在交通相对发达的北方地区，经过长则八九十年，短则四五十年，整体上这些内迁少数民族在“八王之乱”前的状态是，大多数人可以说一点简单的汉语，应付简单的交流；少数人可能掌握一些汉字，能象汉人那样写写文章。这个已有一定基础的时期恰好是加速汉化和全面汉化的关键时期，如果再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在古代这已是两三代人了），这些内迁少数民族的汉化就会基本完成。那么以后即使再发生动乱和内战，也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动乱和内战没有什么区别，不会对汉人和汉文化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了。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又要指责所谓“汉族优越论”。然而，当时汉族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内迁少数民族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没有后来北魏统治者主动彻底的汉化了。即使撇除这一方面的考虑，当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时，肯定会使得各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复杂，也更难解决，从而使全局战乱的时间大大延长。后来的五代十国，混乱的形势不亚于两晋南北朝，甚至时有过之，但五代只乱了五十多年，两晋南北朝乱了三百多年，原因就在于五代时民族矛盾不居重要地位，绝大多数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都很强。在一个长期全局的战乱下，不仅严重破坏生产力，更会使社会的道德全面滑坡。因为人人朝不保夕，生存第一，只有更加狡猾，更加虚伪，更加暴戾，更加无底线者才能活下来，久而久之就是一种文化和人性上的逆向淘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道德大滑坡就是在春秋战国，尤其以战国为甚；第二次道德大滑坡就是在两晋南北朝。初唐统治者之间那些血淋淋的残杀，不过是这轮道德大滑坡的延续和见证罢了。并且，两晋南北朝的道德大滑坡远甚于春秋战国，秦汉时人们还有质朴厚重之风，还有追求理想并为之献身的表现，到了隋唐就已经全部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了。许多人常常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出现民主宪政，为什么中国人越到后来越是愚昧落后猥琐萎靡，这在相当程度上和两次道德大滑坡，尤其两晋南北朝的道德大滑坡有关。当然，泪痕网友是很可能想不明白这一点的，勿急，容待后文再解释。
二，两晋南北朝的统治者模仿（或不模仿）晋武帝都没有成功，是否证明“八王之乱”不可避免？
泪痕网友举出许多两晋南北朝统治者试图模仿（或不模仿）晋武帝而失败的例子，企图论证晋武帝的安排已经很完美了，所以“八王之乱”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武帝立储上的错误。
这样的类比或“证明”是不成立的，因为两者所要面对的内外环境很不相同。在外部而言，武帝时代四海清平，没有任何足够大的外患存在，因而他能很放心地分散和削弱亲王和权贵的力量，使之既能拱卫朝廷又不会构成威胁。而在十六国和南北朝时，任何一个政权都存在不得不高度重视的外部威胁，这就使他们不敢过于分散亲贵们的力量，否则外敌到来时无法抵挡，也是自寻死路。而在内部环境上，虽然两者面对的都是皇权衰微，豪强崛起，但武帝时代至少没有全面的民族矛盾爆发（只有西北的秃发树机能等少数叛乱），国家在长期分裂后重归统一，社会安稳，人心思定。因此，晋武帝具有比后世好得多的内外条件和充裕得多的时间慢慢思考和设计政治格局。如果不是他在立储问题上犯的根本错误，以他那个精巧的设计，是很有可能成功的，“八王之乱”不仅可以避免，西晋帝国的动荡和崩溃也会推迟至少四五十年；正是由于从根本上错了，枝枝节节的修补才终归无用。
泪痕网友以专权作乱的外戚、亲王都死于非命来“证明”武帝的设计成功，同样是荒谬可笑的。即使惠帝能始终保住皇位，但国家乱成这个样子，经济文化遭到如此破坏，实力遭到如此削弱，这是武帝愿意见到的吗？显然不是。如果说武帝的政治设计成功，那只能是惠帝既保住帝位，国家也不会大乱，不会严重削弱以致不堪一击，否则惠帝保住帝位又有什么意义？但这种情形没有出现，因此武帝的设计只能认为是失败了。甚至可以说，如果不从武帝家族自身考量，仅从西晋帝国和整个司马家族的利益出发，武帝这个设计和安排恰恰是最坏的结局。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精妙的互相牵制的政治格局，某个亲王的篡位就很可能成功了。这样损失的只是武帝家族，与及和篡位者对抗的少数人，帝国本身和整个司马家族还是能保存下来，对一般老百姓更是没有多大影响。
三，道德，利益和民权宪政的关系
根本而言，的确可以说道德源于利益，道德是某种利益关系的体现。但日常话语中的道德和利益显然具有不同的内涵：所谓道德，代表的是那些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因此它具有对于特殊个体模糊和疏远的特征，最关键是，它难以为一般人性所直接体验和理解，因而需要不断的教育和强化；所谓利益，通常是指那些短期的，具体的，可见的，针对特定少数人的好处，因而它具有直观和易于为一般人性体验和理解的特点，所以追求利益是人的本能，不需要教育和强化。
例如，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推崇助人为乐的道德。但显然，对于具体的助人者而言，至少他在短期内是真真切切的损失：损失了时间和精力，可能还有金钱，甚至可能搭上性命。既然如此，为何任何一个社会都宣扬此类道德？因为从任何一个社会的角度，都希望形成社会成员互相帮助的风尚，这样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健康大有好处。而对于一个助人的个体来说，他实际上是期望今天你有困难时我帮了你，明天我有困难时，你（或任何不确定的他）也能帮助我，这样至少会增强他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如果说他并没有这样期望，那么他一定是将人性本能中“利己”的“己”，泛化为更广阔的对象，或者他所看重的是比直观的物质利益更高层次的精神利益（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显然，助人为乐这种道德对于个体的好处是隐晦的，抽象的，很不容易理解，只有不断地宣传教育，否则从本能的角度，或者说从利益的角度是不能达至这种道德的。
当社会越来越前进，组织形态越来越高级时，它所赖以建立和维系的道德基础也会越来越远离人们的本能和直观。具体到民权宪政社会，至少有这么几种道德基础：
（1）以非暴力手段下的协商谈判进行利益分配
这是违反人性本能的。人性的本能就是以暴力手段或者以暴力为依托的强制、、威吓等手段进行利益分配，胜者为王，谁的拳头硬谁做老大。暴力不仅能使某些个人获得比非暴力下大得多的利益，而且能宣泄使用暴力的快感。什么协商谈判？多麻烦，多累赘，多窝囊，难道不是吗？！
（2）尊重对手甚至敌人，保护反对者合法合理的权益
这也是违反人性本能的。人性的本能就是对敢于反对的人要彻底打倒，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否则岂不是让他们缓过气来再咬我？即使他们不咬，由于没有足够的威慑，也是默许，纵容其他人来咬我。那么我的权威如何树立？！我的利益如何保障？！
（3）对独裁或独霸行为的自我约束，接受分权制衡的游戏规则
这同样违反人性本能。人性本能就是赢家通吃，既然我是老大，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否则多不爽，难道不是吗？！还要谁来制衡我？岂有此理！
（4）愿赌服输，竞选或竞争失败的政党和个人必须承认失败，不能没事搞事
这依然违法人性本能。承认失败，就意味着得不到想要的利益，甚至损失利益，这还得了？愿赌不服输，将失败的理由千方百计地归结于制度不公，社会不公，不顾一切地翻盘搞事，才是人性本能。
还可以举出很多违反人性本能的道德，而这些道德恰恰是民权宪政社会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基础。有些人只看到民权宪政社会比较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利益，就以为建立这样的社会不需要相应的道德基础，这是十分肤浅的观点。如果这些观点是出于某些人反感过分道德化，政治化的口号宣传还情有可原，但出自泪痕春雨这样显然赞成民权宪政而且自认为水平甚高的网友之口就难免让人唏嘘，这说明我们的民权宪政之路还有很长很长。请泪痕网友记住：民权宪政社会并不是不需要道德，不需要的只是那些伪道德和不合时宜的道德。恰恰相反，由于民权宪政社会的组织形态远比任何专制社会高，因此它对民众的道德要求远高于专制社会，只是专制社会的多数民众不能理解也不赞成这些道德而已。由于民权宪政社会的道德要求更高更广泛，所以民权宪政社会更不容易实现，绝不是有了一定经济水平或生产力水平就能自动到来的--譬如说，中国古代不少时期的经济水平比希腊罗马高，但中国就是没有任何地方实现过希腊式的城邦民主，甚至没有任何地方实现过罗马式的贵族共和。
也有些人只看到民权宪政社会分权制衡的一面，以为只要实现一种“几个流氓”实力平衡的局面就能达到民权宪政，同样是非常片面的误解。按照这种观点，中国早该在几千年前就实现民权宪政了，因为中国历史上“几个流氓”实力平衡或基本平衡的时期并不少见。但是，由于支撑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是低层次的暴力规则，利益规则，本能规则，所以“几个流氓”实力平衡的时期不仅没有带来民权宪政，没有带来社会的福音，相反，通常都是天下大乱，老百姓遭殃的黑暗时期，比“一个流氓独大”的时期更坏，社会的主流意识也就越来越赞美“一个流氓独大”的局面，换言之，距离民权宪政只能越来越远。并且，平衡总是暂时的，脆弱的；不平衡却是长期的，根本的。只有那些实力占优势的人和集团也愿意接受高层次的道德约束，民权宪政才有希望到来。所以，打破中国历史怪圈和悲剧的唯一出路依然是建设适应民权宪政社会的道德体系。
最后说说华盛顿。强调利益论，实力论的人总是把华盛顿不当皇帝归结为利益牵制或实力不逮。这种话出自那些反对民权宪政的人之口倒是不奇怪，出自泪痕春雨这样显然赞成民权宪政而且自认为水平甚高的网友之口也难免让人再次唏嘘--这又是一个庸俗唯物论毒害的例子。首先，华盛顿不当皇帝，到底是道德的自觉，还是利益牵制或实力不逮？如果你认为是后者，至少应举出一些华盛顿想当皇帝的证据和事实，否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次，必须看到当时没有皇帝的国家只是极少数（大概只有尼德兰和意大利几个城邦小国），有皇帝是常态，以华盛顿的功业和威望，如有想当皇帝的证据和事实也是很自然的，为何找不到？再者，就算不当实权的皇帝，当个君主立宪的皇帝总可以吧？甚至只是当个终身大总统也总可以吧？为什么他都没有去当？为什么他一定坚持只做两届总统（当时很多人劝他继续留任）？华盛顿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很清楚，就是要为后来者留下最多只能做两届的先例--既然具有崇高威望的开国总统也只能做两届，后面的人有什么资格和脸面做得更长呢？只是华盛顿的伟大，让那些蝇营狗苟，叽叽歪歪者甚为不快，于是千方百计地泼脏水罢了。至于华盛顿蓄养黑奴，这和他主动不做独裁者的道德自觉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有些人偏要混为一谈，无非是要“证明”华盛顿的眼里也只有利益，没有道德。任何人都有历史局限和缺点，要求华盛顿在他那个时代不蓄养黑奴，甚至主动反对奴隶制，那是硬要把圣人的标准强加给华盛顿--华盛顿当然不是什么圣人，他只是相对来说（包括相对很多现在的人）具有较高的道德自觉。
来源：历史资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