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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为什么成不了洪秀全?

分类:历史解密 2021-09-14

论及曾国藩,免不了将他与洪秀全进行一番比较。

1. 寒门子弟,同科考不同的结局

两个从未见面的死对头,人生之初并无多大差异。与洪秀全一样,曾国藩家族也是世代务农,直到祖父曾玉屏时,曾家情况才略有改观。曾玉屏恪守祖辈留下的“以耕养读”传统,不仅置有大片田地,并以曾氏宗族首领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一带的地方精英。曾国藩大洪秀全三岁,五岁开始读书,七岁从父课读,九岁读完四书五经,十五岁攻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两人从小接受的全是儒家传统教育,所读之书大同小异,且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皆直奔同一“主题”——科举高中。

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洪秀全参加科举考试,连考四次,结果连最起码的功名——秀才也未捞到,转而求之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而走上反清、反儒的叛逆之路。曾国藩参加科考,虽然艰难,也有过两次会试不中的记录,但一路走来,过五关、斩六将,考秀才,升举人,于1838年中进士,将三级功名一一纳入囊中。

就在洪秀全第四次府试落第的1843年,已是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参加翰詹官大考,列二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讲。1845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1847年擢内阁学士,1849年授礼部侍郎,此后四年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出身“寒门”,没有任何背景与荫庇的曾国藩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仕途冗乱的清朝末年极为罕见,连他自己都深感意外,在给诸弟的信中写道:“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清政府六个部门,曾国藩便在五部之中任过侍郎,使得他对清廷各部门的情况极为熟悉,见识、才能大为增加。他日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与这段任职经历密不可分。

2. 拼科举,也得拼家教

表面看来,曾国藩与洪秀全之间的分水岭在于科举之途。其实,在此之前,两人的发展道路就已显出不同端倪。

曾国藩虽然进京赶考的路费都向他人借来,但其家境要比洪秀全殷实,可以一门心思读书科考,不必为生计担忧。洪秀全则是举全家之力供他一人读书,第一次秀才不中,只好自谋生路,一边开馆授徒,一边准备科考。

曾国藩得益于耕读传家的宗族渊源,最先就学于父亲,书也读得扎实而系统;洪秀全祖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就读于他人,书读得杂,学习方法不如曾国藩得当。两人资质自然都不错,算得上聪颖灵慧,但并非那种所谓的天才、神童之类。只是洪氏家族将洪秀全视为光耀门庭的支柱,洪秀全本人也在期待、吹捧的氛围中飘飘然不知东南西北,从小便萌生了一种“救世主”的味道与派头。

而曾国藩家教极严,祖父曾玉屏、父亲曾麟书虽务农为生,并不是那种纯粹的农民,父亲曾麟书四十三岁还考了个秀才功名,但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祖父曾玉屏常以不少警句似的大白话教育曾国藩:“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鼓励与督责兼而有之,还教他做人处事要留有余地:“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这些,都成为曾国藩终生受用不尽的座右铭。

因此,与洪秀全相比,曾国藩从小便懂得自我节制、适可而止,他常说自己天性“钝拙”,无超常之处,哪怕位居人臣之极,也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从未居功自傲。父亲曾麟书留给儿子的是“积苦力学”,以孝治家,并以儒家理念要求后辈,他曾自撰一联道:“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曾国藩从母亲江氏身上则继承了敢与困难周旋的倔强之气。这些,都培养了曾国藩克勤克俭、倔强自立、坚持不懈的优秀品格。

当然,科考成败是决定他们走上不同道路的关键。洪秀全哪怕仅仅考中一个秀才,恐怕也不会转向基督创立上帝教揭竿而起。不过,要是曾国藩终生连个秀才也捞不到的话,肯定不会走上信教反清之路。他的故乡湖南湘乡白杨坪村,比洪秀全的故乡更为偏僻封闭,曾国藩当时到得最远的就是省城长沙,长沙不是通商口岸,连个基督教的影子也见不到。加之曾氏家族有着不信医巫、不敬鬼神的传统。因此,哪怕曾国藩遭受再大的打击,肯定不会陷入装神弄鬼、走火入魔的地步。以曾国藩的家教及环境而言,如果他未能取得科举功名,也只能是像他的祖辈那样,继续奉行“以耕养读”的传统,一辈子默默无闻地终老故乡。

然而,曾国藩最终走出了大山的环抱与封闭的故乡,成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成为封建官僚运转机构重要部位上的一颗“螺丝钉”。

3. 拼事业,拼的是自我保持与自我提升

此后的道路与发展,曾国藩与洪秀全两人,更是泾渭分明判然有别,成为一对悬殊极大、反差强烈的比照:

洪秀全掀倒孔子牌位,焚烧儒家典籍,捣毁庙宇偶像;曾国藩以书生举兵,有意淡化满汉之争,打着维护恢复儒家名教的旗帜以复兴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为目的。

洪秀全进军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后,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之中,除了删改典籍,写写宫闱诗,发布诏令,其他什么书籍都懒得看了,从未考虑吸取人类文明先进成果;曾国藩虽然走出书斋,率兵作战,但本质上仍是一介书生,常常手不释卷,他严格规定自己每天温点史书,每天写作,每天习字,孜孜不倦,正如他自己所言:“每日稍闲,则取班、马、韩、欧诸家文旧日所酷好者,一温习之,用此以养吾心而凝吾神。”“廿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这种阅读给曾国藩带来一个直接而明显的好处,就是对文字的感受能力相当敏感。

因忙于军务政务,他不得不放弃诗文之类的创作,专写奏章、文告、书信、日记之类的应用文。曾国藩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专著,但他的应用文堪称古代此类体裁的典范之作,言之有物,要言不烦,意尽而止,决不多置一词。

洪秀全金田团营不久,就开始腐化堕落,定都天京后更是深居内宫,躺在无数女人的温柔之乡;曾国藩常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自己,对自己的私生活相当自律,他不近女色,不奢侈,不铺张,一生勤俭朴素,似乎不懂得什么叫享乐。

洪秀全自天京内讧后,不信他人,任人唯亲,只信洪氏一门,先封两位兄长为王,后封洪氏宗亲大王、小王无数,他们不仅未能帮助洪秀全建功立业,反而鱼肉百姓,蛀空天国根基,特别是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自己本事平平不说,还一个劲地牵制石达开,不断“使绊子”,最终导致石达开离京出走,给太平天国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而曾国藩对自己的几个弟弟及其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常常写信督导他们如何学习怎样做人,弟弟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都十分争气,特别是曾国荃率军攻破安庆、天京,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儿子曾纪泽作为晚清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俄国占领的伊犁,利用国际惯例和个人智慧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取得的外交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曾国藩留下的一部《曾国藩家书》,不知感染、教育、勉励了多少后人……

4. 《劝世良言》与儒家思想的抗衡

曾国藩与洪秀全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与落脚点,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洪秀全走不通科举之路,目光不由得转向他方,结果他得到的只是一本《劝世良言》,仅凭这样一本《圣经》中国版普通读物,便在中华大地点燃了一场燎原大火,闹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找到的不是西方的先进精髓如科学、民主与自由,而是宗教,或者说是西方中世纪的落后与愚昧。

限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特别是满清的颟顸、保守与封闭,洪秀全不可能找到西方的伏尔泰、卢梭、洛克、达尔文、孟德斯鸠、马克思等人的先进思想,这不仅是洪秀全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曾国藩所代表并与之抗衡的,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经过几千年发展变化的主流思想,儒学免不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加之本身固有的弊端,儒学也与衰朽的封建末世一样,身心疲惫、满身疮痍地苦苦挣扎不已。而曾国藩所吸取的,却是儒家思想之精华,正是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予以积极性的改造,使之重新焕发出青春般的活力。由孔子到董仲舒朱熹,再到曾国藩,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涌动着一股内在的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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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千古大变局:近代中国的11个寻路人》曾纪鑫 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出版


内容简介:

时至晚清,老迈昏聩、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即以影响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严复、慈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为载体,兼及林则徐魏源、徐继畬、郭嵩焘等人,叙述国门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被迫打开,历经血与火的碰撞,中华文明逐渐走出几千年自成一体的封闭怪圈,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艰难历程,从而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多侧面乃至全方位的探究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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