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谁再说黄巾是农民我跟谁急！——三国探微之不一样的张角
文史宴应用户三山落青天的订制要求，由桓大司马撰写此文。
中学教科书上一向把黄巾之乱称为农民起义，而在日本光荣公司的游戏里，黄巾首领张角也被塑造成一个低端的民间神棍，富含神经病的气质。但大司马要告诉大家，实际上，张角是富甲一方的大土豪，黄巾之乱则是从东汉到东晋之间一系列宗教战争的第一次高潮。
信仰的时代
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陈寅恪先生曾言“唐之事近于古，宋之事近于今”，日本京都学派亦阐发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性格迥异。故而我们今天对古代社会建立的印象，多是宋以后，特别明清以来的印象，因为今天的社会跟明清社会仍有很多共同点，这就容易形成一种“一切古史皆明史”的偏颇看法。
但是，即便我国从秦以后就一直实行专制集权的“秦政”，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社会也是很不一样的。用对明清社会的认识去套唐以前的社会，就会出现很多认识偏差，比如认为东汉张角的黄巾起义跟明清的白莲教起义差不多。
虽然张角那套玩法确实是日后白莲教的祖宗，但玩得真心比白莲教高大上太多。白莲教主要在底层民众中流传，所以时常凸显出low的气质，而张角的太平道则是同时在上层和下层流传，无论涵盖面、组织度还是理论高度，都非后世的白莲教可比。
张角会这么low？
这是因为，唐以前的社会（含大唐），无论豪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对“天命”的说法都深信不疑。说他们迷信也好，虔诚也罢，他们认为要当天子，光有实力还不行，还得有天命。而张角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自己在部分上层人士中成为天命的代言人。
如东汉班彪，并不认为刘邦夺取天下是群雄逐鹿、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认为刘氏拥有天命，他在《王命论》中说：
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又如南朝沈约，在得天下的问题上，亦推崇天命说，反对逐鹿说，在《宋书·符瑞志》中说：
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
甚至直到晚唐，杜光庭还借助《虬髯客传》这样的传奇故事来强调天命，反对草昧英雄，该传奇故事的末尾说：
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
判定谁有天命的方法是否科学另说，但这种现象是存在的。然而，经历中晚唐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惨烈乱世，王纲解纽，社会现状却如后晋安重荣所言：
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故而从中唐开始，以柳宗元、欧阳修为代表，天命论在士大夫那里已经逐渐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仁政说。即士大夫更多的从现实层面要求皇帝行仁政，来获得政治合法性，而不再关注是否受命于天的问题，从秦汉以来带有神学意义的五德终始、传国玉玺等元素也不再被重视。
宋以后不太在意它了
虽然在民间，掺杂佛教、道教、明教及上古神学（天命、谶纬）等内容的迷信思想仍然流行，并成为白莲教起事的土壤，但因为缺乏文化精英的参与，理论水平已经较低。而上层社会对这一套话语本已不感兴趣，因之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至此社会上才形成宋明以来我们相对熟悉的信仰状况。
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写到中世纪时，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纠葛，称之为“信仰的时代”。套用他的话，东汉末年儒教与道教的纠葛，使中国也处在一个信仰的时代。
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
从儒教救世到道教救世
虽然从西周早期，周公就提出“敬天保民”，一变商代的“敬神”而为“敬德”，使中国政治向现实性和理性转变，到至圣先师孔子，更是“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容易给大家一种儒家思想与宗教、鬼神毫无关系的错觉，甚至被当作文化优越性来大肆宣扬。
实际上在专制皇权面前，理性比神性更加不堪一击，神性还能令皇帝有所敬畏，理性能否对皇帝形成制约则要看皇帝的心情，不过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不作展开。
早期儒家与上古神学其实密不可分，孔子虽然不怎么谈鬼神，但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相反他还相信麒麟降世会带来太平，并且因为好不容易出现的瑞兽麒麟被人打死，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从此搁笔不作，不久便与世长辞，即所谓“绝笔于获麟”。
孔子圣迹图·西狩获麟
到西汉董仲舒时，儒学糅合了道家、阴阳家思想，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并且会对人间的事做出反应，具体怎样反应是一门学问，叫做“谶纬之学”。东汉建国得谶纬之力甚多，对谶纬加以发展，最终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神学体系，甚至连东南西北中五方神祇是谁都规定好了，收在班固的《白虎通义》里面。
说起来这跟宗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还停留在理论上，实际上在具体运用上也有很多范例。比如《尚书》等儒家典籍中的语句就成为带有神圣性的教义，西汉政府曾经根据《尚书》、《周礼》的辞句把九州改为十一州，把宰相改为三公，使现实符合儒家典籍的描述。
东汉末年的向栩更是提出过一个消灭黄巾的妙方：
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
儒家经典《孝经》的经文简直有了滔天的法力。可见此时的儒家已经成为类似佛教的法则宗教，虽然没有造物主那样的唯一真神，但有神圣性的法则（儒经、佛法），可以称为儒教。
既然是带有神性的宗教，理论上自然高于现实的皇权，如果皇帝干得不好，可以借上天的旨意让他滚粗。西汉后期的儒生眭弘、盖宽饶都曾劝汉朝皇帝退位让贤，虽然都被找借口干掉了，但汉朝皇帝并不敢说天命和禅让本身不对。
当西汉末年，政治每况愈下、难以挽救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汉朝皇帝应当退位让贤，以儒学宗师刘歆为首，大家认定这个“贤”就是模范儒生王莽。于是王莽代汉称帝，立志建造儒教教义描述的理想世界，却因施政脱离实际，引发天下大乱，身死国灭。
新莽布泉，古钱收藏者的最爱
东汉皇帝有意宣扬谶纬，维护自己的神选地位，不再让儒生有“代表月亮消灭你”的机会。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比皇帝还嚣张，儒学士大夫的纠错和监督作用更难发挥了。
在这种背景下，道教登场了。道教是由诸多元素融合而成，其中有上古的巫术传统、老庄的道家思想、齐地（山东）的方术与神仙家，甚至儒教的谶纬之学。在东汉末年道教正式建立之前，混合了这些内容的组织统称为原始道教。
早期道教与儒教的差别远没有后世那么大，而是植根于上古文化的一体两面，共通之处很多，也有浓重的救世情结。
所以西汉后期，原始道教的甘忠可眼见政治日坏，宣扬汉家气数已尽，其徒夏贺良更说服汉哀帝举行再受命的仪式，表示我刘氏（尧帝之后）干得不好，禅让给陈氏（舜帝之后）。虽然仪式只是把帝号改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而已，甘忠可师徒最终也被干掉，但上古神学对皇权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
禅让，压在汉朝皇帝心头的大石
到东汉，皇帝垄断了神学（谶纬）解释权，儒生对神学的主导权大降。面对现实的不公，原始道教开始推崇“公”的思想（见《太平经》），并形成组织，有意弥补儒教在神学领域的无力，自力更生，拯救世界。
非主流豪族的抗争
首先要纠正一个容易错误的印象，早期道教人物并不是一群农村里常见的那种低端神棍，而多是逼格很高，知书识字的各地土豪。比如五斗米道的祖师张道陵当过江州令，太平道的大贤良师张角也是富甲一方的大土豪，据葛洪《抱朴子》记载：
曩者张角，招集奸党，称合逆乱，欺诱百姓，以规财利，钱帛山积，富逾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姬妾盈室，管弦成列。
而且他们也有很多著作，如甘忠可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张道陵的《老子想尔注》等。后来黄巾军能在城门上贴公告，还给曹操写信讨论神学，在起事之前就架构政权、约期并举，甚至进宫结交宦官，这说明其中有不少读书人和有钱人，绝不是无组织的饥民能够办到的。
这不是张角，这是神经病
本来从三代以来，各地的信仰千差万别，除了秦统一后搞过一小段时间宗教迫害，基本上还是信仰自由的。所以各地土豪有的信儒教，有的信原始道教，也算井水不犯河水。
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因为信儒教更容易做官，儒教豪族逐渐成为主流，原始道教豪族日益边缘化，东汉以后甚至被禁止做官。如果你儒教豪族给力也还罢了，偏偏在皇帝面前又没有西汉给力，所以原始道教豪族越来越不满意，最后决定自己来：
发动起义，推翻政权，以神（天命）的意志！
所以，汉光武帝建立东汉之初，儒教与原始道教之间就爆发了宗教战争。南岳潜山（后来才是衡山）一带的南岳大师李广聚众起事，攻陷皖城，击败官军。李广败亡后，其师弟单臣等又在原武劫民起事，与官军相持良久才被平定。
汉安帝、汉顺帝以后，随着政治日坏，原始道教起事一浪高于一浪。
汉安帝时，天帝使者张伯路从海路起事，攻打滨海九郡；汉质帝时，黄帝马勉、黑帝华孟分别在九江、历阳起事；汉桓帝时，黄帝李坚起于陈留，黄帝子陈景起于长平，真人管伯起于南顿，黄帝裴优起于扶风，太上黄帝盖登起于渤海，越王许生起于会稽，原始道教起事蔓延到全国范围，并且在交流中发展成全国性的组织。
东汉后期，天师道（五斗米道）、太平道先后创立，正式的道教诞生。而皇权在现实施政中对神学的轻蔑与无视，激起儒教士大夫的激烈反抗，最终爆发党锢之祸，皇权代言人宦官对儒教士大夫大规模残害，并将儒教卫道士大量踢出政权，各地的儒教豪强对汉室的离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宦官发动党锢之祸
太平道教主张角抓住机会，联络各地的道教豪族，设置三十六方，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信条，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一齐举事。同时，五斗米道的张修也在益州起事，道教之抗争犹如疾风烈火，席卷东汉大地。
此时的皇帝失去儒教的拥护，与天下人为敌，已经成为孤家寡人，如果儒教豪族也如道教一样武装反抗，东汉王朝将立即土崩瓦解。因此汉灵帝强忍对儒教制衡皇权的不快，解除党锢，拉拢儒教豪族，镇压道教起义。
儒教虽与道教有神学上的同构之处，但毕竟与皇权结盟已久，对现实政治关注加深，与道教崇奉神灵的旨趣渐行渐远，所以最终选择了皇帝。镇压黄巾的三个主将，卢植本身就是一代儒宗，皇甫嵩也雅好诗书并同情儒教，各地儒教豪强组织部众参战的更是不在少数。
至此，儒教与道教的第一次宗教战争正式打响，主流豪族与非主流豪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舍生忘死的搏杀。
地方势力与普世帝国
黄巾起义既然是豪族起义，与后世黄巢、李自成之类的流民起义就很不一样。黄巾虽然在八州同时举事，但除了大贤良师张角能号召和调动一些外地教众之外，其余各路黄巾基本都在本地战斗，并且邻郡黄巾之间几乎没有救应和配合，完全没有后世流寇的作风。
这是因为黄巾的根基是各地的非主流豪族，这些豪族在本乡本土有家有业，对离乡作战兴致缺缺，只要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取得主导权就满足了。后来曹操平定青州黄巾，他们还是拖家带口的呢，跟后世那些屡仆屡起、家庭早早被打散的光棍流民完全是两码事。
这是黄巢，不是黄巾
虽然道教因为处于非主流的位置，为了增强力量，确实使用了大量的饥民、流民，但起事是由豪族牵头，所以黄巾军就显示出很明显的组织化、本地化。
然而，其对手却是从秦以来就在整合各地资源，建立强大的中央实力体，并以此控制地方的普世帝国。在地方上的儒道豪族殊死搏斗时，普世帝国强大的常备军却不是只待在京师不动，而是出征各地，将黄巾军各个击破。
所以当本地化的黄巾军遇见世界化的帝国军，仅仅八个月就冰消瓦解，虽然还有不少残余势力，但已不能对帝国形成威胁。这也说明儒教与帝国结合后，在政治进化上已经领先于道教。
但是两汉的儒教帝国随即在乱世中崩塌，儒教神学在汉、魏的两次禅让中受到重大打击，而道教方面，太平道虽然没落，五斗米道却一直没有放弃救世的努力。儒道之间的宗教战争绝不是最后一次，而是贯穿两晋历史的一条伏线。
西晋道士孙秀曾试图借赵王司马伦建立道教帝国，引发世界大战；信奉道教的板楯蛮李特与道教宗师范长生合力攻占蜀地，建立了成汉政权；西晋末年，信奉道教的廪君蛮张昌举事，几乎奄有江南；东晋后期，五斗米道的教主孙恩、卢循更是先后威胁东晋都城建康，差点建立道教帝国。
范长生聚众居住的青城山
直到北朝寇谦之，南朝陆修静改革教义之后，道教才逐渐放弃暴力路线，慢慢变成后世的样子。
而张角明明是高大上的道教宗主，为实现天命，带领大批有逼格、有学问的豪族发动起义，我们怎么能把黄巾起义诬蔑成农民起义，把张角歪曲为神经病一般的巫婆神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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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资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