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那些国宝文物是如何运到台湾的？
1949，考虑文物的迁徙运到台湾。在搬运最后的时刻，杭立武以日本归还文物中之翡翠屏风、白玉花瓶、清玉花瓶等，这些文物是抗战时期汪精卫赴日本时，赠与日皇及皇后的礼物，胜利后归还中国，经八年抗战，才得收回这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品，本来不在押运之列，后经安排才起运……
一月十四日，中央博物院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南京朝天宫召开，由王世杰担任主席，参加者有：朱家骅、傅斯年、胡适、翁文灏等，杭立武代表徐鸿宝、洪兰友代表张道藩出席，并有陈雪屏、曹志宏、班镇中等列席，会中决议尽可能将留于朝天宫的四千余箱文物迁运至台湾。
这一次由杭立武筹得运费金圆券六十万元，本来预定照第二批办法，包租商船。惟当时京沪一带，然因情势紧张，轮船公司忙于军运，无法供给一般机关所需，只好再度商请海军方面协助，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派运输舰“昆仑号”担任这一任务。
（“昆仑舰”）
“昆仑舰”是一艘三千吨的运输舰，当时这一艘船正有其他任务，海军方面表示，船的行期是要守秘密的，而船到之后，不能耽搁，就要装船，建议先把文物箱件运到码头，船到随装，当即采取了这个办法。可是，附近仓库，物资堆积已满，文物箱件无处可放，只好露天放在码头之上，购些油布搭盖，静候船只。那几天南京是阴雨的天气，细雨霏霏，江浪滔滔，码头上人迹稀少，有一种凄凉景象。
对此“昆仑舰”舰长褚廉方有《国宝运台记略》的一段回忆中谈到：
昆仑军舰载重仅三千吨，舰龄已老，以时值非常，原定运输量即已超载，及目睹码头上积之二千余箱文物，内心实感惶惑，然此皆我国历史文物之精粹，倘不及时运台，势必陷于匪手，又经杭立武先生洽示其重要性，余乃毅然下令全体官兵，挪出船上所有空间，尽可能协助装载，于是官兵寝舱饭所，乃至医疗室，均大箱小笼，满坑满谷，并做各种安全措施，纵使如此，仍有部分文物，无法容纳，如今忆及，犹感遗憾。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昆仑舰”抵达口岸，舰长宣布只停二十四小时，必须加速装船。这一天正是旧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工人以过年为辞，不愿装运，幸好工会方面，事前已经接受订金，经过军警疏通，并且加发“新年特别奖金”，才勉强答应，连夜搬运入舱。
正装船时，海军总司令部方面人员，听说有船开往台湾，携家带眷，一拥而上，军舰方面，无法阻止。船上本来有两个舱，前舱已经装有某机关物资，余地仅可容纳五百箱，后舱完全被这一批眷属占用，没有地方容纳箱件，交涉多次，终是不得要领，只好把这事再请周参谋长报告桂总司令，请他设法。桂总司令等亲自到舰上，想劝导他们，这一次不像第一批“中鼎轮”上的顺利，大家见总司令来了，妇孺都放声大哭。事实上，那时候的南京，局势已十分危急，大家都抱着逃难的心理，此外，既然好不容易才登上船，当然不肯轻易离去。桂总司令看了这些追随他多少年的部下眷属，黯然无语。最后，他谕令舰长，把舰上所有官兵卧舱开放，尽量容纳。舰上的人得此指示，文物箱件得以继续运上去，运到甲板、餐厅及医务室等处。这些地方堆积已满，无法把运到码头的全部箱件容纳，舰长就宣布停止。
由于舰上原已装载部分物资，虽然开放甲板、餐厅、医务室等处堆放箱件，但仍不够用，原来预定迁运的箱件，已经运到码头上面的，除了中央博物院的一百五十箱，全部上舰以外，故宫博物院有七百二十八箱，中央图书馆有二十八箱，都无法装上舰去，只有留交两机关留守人员运回。
（翡翠屏风）
在搬运最后的时刻，杭立武以日本归还文物中之翡翠屏风、白玉花瓶、清玉花瓶等，这些文物是抗战时期汪精卫赴日本时，赠与日皇及皇后的礼物，胜利后归还中国，经八年抗战，才得收回这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品，本来不在押运之列，后经安排才起运，可是运到码头的时候，舰长已下令封舱，后经杭立武及索予明交涉这四箱加入运台，经舰长褚廉方的允许，才得运台。对此褚廉方回忆到：
余下令封舱之后，负责押运联络之杭立武与索予明二先生恳切表示，尚有四箱翡翠屏风等玉器，系抗战胜利后，自日本皇宫接收回国，不仅价值连城，且为我国八年血战后所获最富意义之纪念品，可惜尚未搬迁上舰，余闻之热血沸腾，心情激动，乃再下令把官兵寝室之办公桌椅撤除，将该四箱国宝搬运上舰，惟因木箱体积颇大，致通道阻塞，使官兵在工作及生活上均极感不便。
这一批各机关实际运台的箱数是：故宫博物院九百七十二箱，其中古物六百四十三箱、图书一百三十二箱、文献一百九十七箱；中央博物院一百五十四箱。
另有中央图书馆一百二十二箱。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图书馆有箱件不能上船，而中央博物院所装，反较预定之数为多，就是因为有汪精卫赠日皇翡翠屏风等四箱。
这一批文物，各机关所派押运人员如下：故宫博物院，张德恒、吴凤培；中央博物院，索予明；中央图书馆，储连甲。这一批的押运工作，本已决定请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姚从吾率领，但他因事提前来台，押运的事，仍照第二批办法，由各机关所派押运人员共同负责。各机关也仿照以前办法，发给押运人员派令及通行证。
“昆仑舰”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离开南京，由于这艘船不是专门运送文物，因此沿途港口都要停站，第二天到达上海，先停三日，后开往高昌庙的江南造船所修理，二月九日离沪、十一日抵定海、十四日驶马尾、二十一日离开马尾、二十二日抵达基隆，船行达二十四天之久，是三批运输中最慢的一次。
文物运到基隆，改装火车，转运到台中市，二十六日搬入仓库，贮存于台中糖厂的仓库里。
以上三批文物，中央研究院的箱件，单独存在杨梅；外交部档案，在运到台中不久就运往台北交还外交部。各机关存在台中糖厂的文物箱件数量如下：
故宫博物院二百九百七十二箱、中央博物院八百五十二箱、中央图书馆六百四十四箱、北平图书馆十八箱，以上共计四千四百八十六箱。中央图书馆珍藏近十四万册，绝大多数为善本书，还有精选中文平装书、杂志、公报、西文书刊等。
第三批文物运到台湾后，杭立武乘空闲到上海，执行行政院善后救济物资保管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任务，曾将一批数十只渔船和整套机器厂设备由上海运送到台，分别成立渔业及机械公司，提经中美合组保管委员会议通过聘请任显群、张兹闿分任总经理。中央博物院则向教育部报告分批迁运的经过。
总计，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等机关重要文物三千八百余箱，系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由南京运台。一九四九年五月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之器材四百余箱，由沪运抵台中；重庆撤退时，河南省博物馆于抗战时期运渝古物，经教育部选择精品三十八箱抢运到台，寄存台中；江西省教育所有古物一百八十二件亦拟放在该处。
这次运台文物较南迁文物少，以故宫博物院文物为例，大约只有南迁的四分之一，但那志良认为若以质来说，则南迁文物中较精华的文物大部分都运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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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内容选摘自《1949大撤退》，林桶法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来源：历史资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