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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那些国宝文物是如何运到台湾的?

分类:历史解密 2021-08-19

1949,考虑文物的迁徙运到台湾。在搬运最后的时刻,杭立武以日本归还文物中之翡翠屏风、白玉花瓶、清玉花瓶等,这些文物是抗战时期汪精卫赴日本时,赠与日皇及皇后的礼物,胜利后归还中国,经八年抗战,才得收回这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品,本来不在押运之列,后经安排才起运……

一月十四日,中央博物院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南京朝天宫召开,由王世杰担任主席,参加者有:朱家骅、傅斯年、胡适、翁文灏等,杭立武代表徐鸿宝、洪兰友代表张道藩出席,并有陈雪屏、曹志宏、班镇中等列席,会中决议尽可能将留于朝天宫的四千余箱文物迁运至台湾。

这一次由杭立武筹得运费金圆券六十万元,本来预定照第二批办法,包租商船。惟当时京沪一带,然因情势紧张,轮船公司忙于军运,无法供给一般机关所需,只好再度商请海军方面协助,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派运输舰“昆仑号”担任这一任务。

(“昆仑舰”)

“昆仑舰”是一艘三千吨的运输舰,当时这一艘船正有其他任务,海军方面表示,船的行期是要守秘密的,而船到之后,不能耽搁,就要装船,建议先把文物箱件运到码头,船到随装,当即采取了这个办法。可是,附近仓库,物资堆积已满,文物箱件无处可放,只好露天放在码头之上,购些油布搭盖,静候船只。那几天南京是阴雨的天气,细雨霏霏,江浪滔滔,码头上人迹稀少,有一种凄凉景象。

对此“昆仑舰”舰长褚廉方有《国宝运台记略》的一段回忆中谈到:

昆仑军舰载重仅三千吨,舰龄已老,以时值非常,原定运输量即已超载,及目睹码头上积之二千余箱文物,内心实感惶惑,然此皆我国历史文物之精粹,倘不及时运台,势必陷于匪手,又经杭立武先生洽示其重要性,余乃毅然下令全体官兵,挪出船上所有空间,尽可能协助装载,于是官兵寝舱饭所,乃至医疗室,均大箱小笼,满坑满谷,并做各种安全措施,纵使如此,仍有部分文物,无法容纳,如今忆及,犹感遗憾。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昆仑舰”抵达口岸,舰长宣布只停二十四小时,必须加速装船。这一天正是旧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工人以过年为辞,不愿装运,幸好工会方面,事前已经接受订金,经过军警疏通,并且加发“新年特别奖金”,才勉强答应,连夜搬运入舱。

正装船时,海军总司令部方面人员,听说有船开往台湾,携家带眷,一拥而上,军舰方面,无法阻止。船上本来有两个舱,前舱已经装有某机关物资,余地仅可容纳五百箱,后舱完全被这一批眷属占用,没有地方容纳箱件,交涉多次,终是不得要领,只好把这事再请周参谋长报告桂总司令,请他设法。桂总司令等亲自到舰上,想劝导他们,这一次不像第一批“中鼎轮”上的顺利,大家见总司令来了,妇孺都放声大哭。事实上,那时候的南京,局势已十分危急,大家都抱着逃难的心理,此外,既然好不容易才登上船,当然不肯轻易离去。桂总司令看了这些追随他多少年的部下眷属,黯然无语。最后,他谕令舰长,把舰上所有官兵卧舱开放,尽量容纳。舰上的人得此指示,文物箱件得以继续运上去,运到甲板、餐厅及医务室等处。这些地方堆积已满,无法把运到码头的全部箱件容纳,舰长就宣布停止。

由于舰上原已装载部分物资,虽然开放甲板、餐厅、医务室等处堆放箱件,但仍不够用,原来预定迁运的箱件,已经运到码头上面的,除了中央博物院的一百五十箱,全部上舰以外,故宫博物院有七百二十八箱,中央图书馆有二十八箱,都无法装上舰去,只有留交两机关留守人员运回。

(翡翠屏风)

在搬运最后的时刻,杭立武以日本归还文物中之翡翠屏风、白玉花瓶、清玉花瓶等,这些文物是抗战时期汪精卫赴日本时,赠与日皇及皇后的礼物,胜利后归还中国,经八年抗战,才得收回这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品,本来不在押运之列,后经安排才起运,可是运到码头的时候,舰长已下令封舱,后经杭立武及索予明交涉这四箱加入运台,经舰长褚廉方的允许,才得运台。对此褚廉方回忆到:

余下令封舱之后,负责押运联络之杭立武与索予明二先生恳切表示,尚有四箱翡翠屏风等玉器,系抗战胜利后,自日本皇宫接收回国,不仅价值连城,且为我国八年血战后所获最富意义之纪念品,可惜尚未搬迁上舰,余闻之热血沸腾,心情激动,乃再下令把官兵寝室之办公桌椅撤除,将该四箱国宝搬运上舰,惟因木箱体积颇大,致通道阻塞,使官兵在工作及生活上均极感不便。

这一批各机关实际运台的箱数是:故宫博物院九百七十二箱,其中古物六百四十三箱、图书一百三十二箱、文献一百九十七箱;中央博物院一百五十四箱。

另有中央图书馆一百二十二箱。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图书馆有箱件不能上船,而中央博物院所装,反较预定之数为多,就是因为有汪精卫赠日皇翡翠屏风等四箱。

这一批文物,各机关所派押运人员如下:故宫博物院,张德恒、吴凤培;中央博物院,索予明;中央图书馆,储连甲。这一批的押运工作,本已决定请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姚从吾率领,但他因事提前来台,押运的事,仍照第二批办法,由各机关所派押运人员共同负责。各机关也仿照以前办法,发给押运人员派令及通行证。

“昆仑舰”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离开南京,由于这艘船不是专门运送文物,因此沿途港口都要停站,第二天到达上海,先停三日,后开往高昌庙的江南造船所修理,二月九日离沪、十一日抵定海、十四日驶马尾、二十一日离开马尾、二十二日抵达基隆,船行达二十四天之久,是三批运输中最慢的一次。

文物运到基隆,改装火车,转运到台中市,二十六日搬入仓库,贮存于台中糖厂的仓库里。

以上三批文物,中央研究院的箱件,单独存在杨梅;外交部档案,在运到台中不久就运往台北交还外交部。各机关存在台中糖厂的文物箱件数量如下:

故宫博物院二百九百七十二箱、中央博物院八百五十二箱、中央图书馆六百四十四箱、北平图书馆十八箱,以上共计四千四百八十六箱。中央图书馆珍藏近十四万册,绝大多数为善本书,还有精选中文平装书、杂志、公报、西文书刊等。

第三批文物运到台湾后,杭立武乘空闲到上海,执行行政院善后救济物资保管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任务,曾将一批数十只渔船和整套机器厂设备由上海运送到台,分别成立渔业及机械公司,提经中美合组保管委员会议通过聘请任显群、张兹闿分任总经理。中央博物院则向教育部报告分批迁运的经过。

总计,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等机关重要文物三千八百余箱,系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由南京运台。一九四九年五月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之器材四百余箱,由沪运抵台中;重庆撤退时,河南省博物馆于抗战时期运渝古物,经教育部选择精品三十八箱抢运到台,寄存台中;江西省教育所有古物一百八十二件亦拟放在该处。

这次运台文物较南迁文物少,以故宫博物院文物为例,大约只有南迁的四分之一,但那志良认为若以质来说,则南迁文物中较精华的文物大部分都运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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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内容选摘自《1949大撤退》,林桶法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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