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嘉靖往事：“礼”是打出来的
上一集我们说到，登基伊始，嘉靖皇帝便派人去安陆州迎请自己的母亲，又命礼部议上父亲兴献王的尊号。礼部遵从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意见，提出了一个方案，让嘉靖皇帝称弘治皇帝为“皇考”即皇父，而称自己的父母亲为“皇叔父”、“皇叔母”。这个方案引起嘉靖皇帝的极大不满。
就在嘉靖皇帝孤立无援之时，一位名叫张璁的“观政进士”旗帜鲜明地站在了皇帝一边，以一道“辩礼疏”，向杨廷和为首的满朝大臣发起宣战。
我们可以相信，在事情开始的时候，在要求朱厚熜以太子礼进宫并登基的时候，甚至在提出让嘉靖皇帝“考”弘治皇帝的时候，杨廷和等人的主张更多是出于对弘治皇帝、正德皇帝的感情，出于不忍心让他们父子断了宗嗣。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感情，导致他们一开始就认为嘉靖皇帝占了天大的便宜，使得他们顾及了弘治皇帝父子的感情而完全忽略了嘉靖皇帝的父子感情。
但是，在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主张存在着诸多不合理时，杨廷和们仍然坚持己见，就很难完全用对弘治皇帝、正德皇帝的感情来解释了，其中更多的可能是为着维护自己的面子了。
其实这也是中国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劣根性，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却硬是要扛着，硬是要为着维护自己的面子而一错再错。而且，名气越大、地位越高，这种情况就越是普遍。杨廷和和他的同僚此时或许正是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大家要问，这个杨廷和怎么这么糊涂、怎么这么固执、怎么这样不近人情呢？以他这样的糊涂、这样的固执、这样的不近人情，他又怎能能主持这个国家的事务呢？
但事情恰恰是这样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位在嘉靖皇帝的家事上显得不近人情的杨廷和，却是明朝中期最著名、最能干也最以国事为重的正派政治家之一。
杨廷和是四川新都即现在的成都市人，十二岁中举，十九岁中进士，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但又少年老成，他一步一个脚印，从翰林院的史官到内阁首辅。清朝所修《明史》是这样评价杨廷和的：“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幸盘结左右。廷和为相，虽无能改于其德，然流贼炽而无土崩之虞，宗藩叛而无瓦解之患者，固赖庙堂有经济之远略也。至其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周勃我们上一集说过，他在西汉初年和众大臣一道平定吕氏、决策迎请代王刘恒，是开创“文景之治”的重要人物。韩琦在北宋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临大事决大事于不动声色之间。这两人均为一代名臣，《明史》将杨廷和与他们相提并论，可见评价之高。
正德皇帝的好折腾，我们在第一集时曾经简单地作了介绍。而他的折腾，其实是对国家的破坏。我们这样说，大家可能也难以理解，他是皇帝，“朕即国家”，明朝就是他家的，他怎么可能对国家搞破坏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不光是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有一批搞破坏的皇帝。这也并不奇怪，就如一个家庭也会出败家子一样。从“人”的角度来说，也许这些搞破坏的皇帝并非都是坏人，其中有些可能还是好人，是善良的人、仗义的人、有情有义的人。但如果把他放在皇位上，好折腾，对自己喜欢的坏人仗义，听任其干坏事，或对自己喜欢的好人仗义，给他们过多的好处，这就破坏了公平，这就是坏皇帝了，实际上是对国家搞破坏。你们说说看，作为皇帝，带头破坏国家的制度，使这个国家失去公平、缺乏公信力，这难道不是在破坏这个国家吗？
但在正德时期，尽管皇帝带头搞破坏，而且还发生了几起动乱，但整个国家却没有发生大动荡，这就是因为有一批人还在为维护这个国家尽心尽责地工作、在殚精竭虑地支撑。而这一群人的领袖，就是杨廷和。
正德皇帝死后，杨廷和决策迎立嘉靖皇帝，避免了国家在皇位继承上的纷争；正德皇帝去世、嘉靖皇帝还没有即位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因为有杨廷和在，人们竟然感觉不到皇位空缺的不便。
嘉靖皇帝登基之后，一心一意只干一件事，就是为着父亲尊号和杨廷和们作斗争。但杨廷和不是这样，他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说服嘉靖皇帝接受他们为兴献王议定的尊号，争取处理好皇帝的家事；一方面要用更多的精力，处理好皇帝的国事，因为这是他真正的责任所在。在这段时间里，他利用自己主持朝政的机会，做了三件大事。
一
免除老百姓因为灾荒而拖欠的税粮
由于天灾人祸等等各种原因，拖欠税粮是经常的事情；但今年欠了明年还，明年不是更重了吗？所以这是一件所有的人都拍手称快的事情，农民高兴，官员也高兴，谁家没有几亩地呢？当然也有人不高兴。谁不高兴？户部不高兴。你皇帝或者大学士做人情、做好人，免天下税粮，但国家处处得用钱，用钱还得找我户部。所以时常发生的事情是，皇帝说免，内阁说免，户部就是顶着不干，或者打折扣。这也很容易理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在今天，信息时代，中央出台的政策，地方也未必都认真贯彻。更何况当年天高皇帝远，朝廷的恩典，哪里指望一定能够真正落实。
二
革除正德皇帝在位时的“积弊”
“大赦天下”是做好人，“革除积弊”却是得罪人的事情。因为所以的“积弊”，一定都让一部分人得到了好处、让一部分人得到了不该得到的利益。而这些能够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人，肯定都有这样那样的来头，给他们利益容易，皇帝一开口就办了，剥夺他们的利益，谈何容易？那不是虎口夺食吗？杨廷和硬是冒着风险，虎口夺食。不仅整顿了吏治，每年还可以节省糟粮150多万石。人人称赞嘉靖皇帝的圣明，但大家都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杨廷和。而那些被夺了官职、夺了饭碗的，则对杨廷和恨之入骨，有人怀揣利刃，意欲伺机行刺。嘉靖皇帝为此调拨了一个上百人的卫队，护送杨廷和上朝和下朝。
三
铲除了一批动乱分子
正德皇帝在位时，收了一批边将、武士作干儿、作义子，这批人跟随正德皇帝胡闹、引导正德皇帝胡闹、推动正德皇帝胡闹，否则，正德皇帝一个人胡闹得起来吗？尽管正德皇帝临死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但责任总是要追究的。人们没法追究皇帝的责任，却不能不追究和他一起胡闹、一起搞破坏的人的责任。同时，也为了避免这群人造成更大的危害，在杨廷和的主持下，联合了各种力量，包括宦官的力量，采用了一些手段，包括非常规手段，对为首的几个将领进行了拘捕，最后处死。这个行动对于保证嘉靖皇帝的顺利继承皇位、很好地坐稳这个皇位，起了重大的作用。
可以说，杨廷和对于国事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但人性的弱点在于，贡献一大，就容易把自己看高了，自己的位置可能就摆不正了。比如这位杨廷和，贡献大了，位置还真就有些摆不正，就显得不近人情了。小皇帝一再和杨廷和靠近乎、一再恳请杨廷和在家事上放自己一马，但杨廷和置之不理；张璁的奏疏虽然处处击中要害，但杨廷和也是置之不理。十二岁中举、十九岁就中了进士的大学士杨廷和，显然不把连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的、考了八次才中进士的张璁放在眼里。
张璁见杨廷和们对他的意见不理不睬，继续和皇帝为难，拗性也上来了，他草就了一篇“大礼或问”，跑到了左顺门。
人们要问，这左顺门是什么地方，张璁跑到左顺门来干什么？
原来，在明朝皇帝经常举行大典的奉天门(现在叫太和门)，是一个巨大的门楼建筑，并列着三个门。正门的两侧，东边的叫东角门(现在叫宏政门)，西边的叫西角门(现在叫宣政门)。在东角门的南边院墙，坐东朝西有一个门，这个门便是左顺门(现在叫会极门)。按明朝制度，官员们如果有紧急文书希望直接送到皇帝手中，可以从这个“左顺门”递交。负责在这个门受理紧急文书的是文书房的宦官。这些宦官对皇帝可以说是绝对忠诚，而且还有一套程序进行保证。所以人们相信，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从这个左顺门递进去的奏疏，是绝对可以让皇帝在第一时间看得到的。
张璁来到左顺门，为的就是要投递自己的这个第二篇议礼奏疏“大礼或问”。嘉靖皇帝对这位名叫张璁的新进士一定是心存感激，他立即将这个奏疏下到内阁，让杨廷和回答疏中的质问。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嘉靖皇帝的母亲、“圣母”蒋氏到了通州。当她得知杨廷和等人让自己的儿子称弘治皇帝为“皇考”，让自己的儿子称丈夫为“叔父”、称自己为“叔母”的消息，不啻是当头一闷棍：明明是我的儿子，怎么要叫别人做父亲？要知道，这个蒋氏也是不好惹的主，她明确表示，丈夫的尊号没有定论，儿子的归属没有定论，北京我不去了!
母子同心。据《明史》记载，嘉靖皇帝得知母亲到了通州不入北京，“闻而泣”。这或许是他在“大礼议”过程中的无数次屈辱性流泪中的一次，但也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屈辱性流泪。15岁的小皇帝径直去见皇太后张氏。明确表示：母亲不入京，这个皇帝我也不做了，请太后另择高明。我即刻离开北京，和母亲一起回安陆州去!
这可是一颗级重镑炸弹，当然，也是朱厚熜在无奈中使出的唯一杀手锏。
皇帝母子的强硬态度，加上张璁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的辩驳，杨廷和们扛不住了，他们再一次对小皇帝作了让步，但让步是有限的，他们以皇太后的名义，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嘉靖皇帝尊称父亲为“本生兴献帝”、称母亲为“本生兴献后”，避免了称“叔父”、“叔母”尴尬。但是，仍然得称弘治皇帝为“皇考”。
这是一个双方妥协的结果。嘉靖皇帝把母亲迎到了北京，但唯一公开支持他的张璁，却被杨廷和们发遣到了南京，做南京刑部主事。
嘉靖皇帝对这个结局当然耿耿于怀，决心寻找机会翻盘。而且，只要皇帝想翻盘，机会总是有的。何况这个皇帝年纪虽小，却是越来越有城府的嘉靖皇帝。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是皇帝的变化。母亲蒋氏的到来，嘉靖皇帝有了一位幕后高参；而蒋氏的韧性，更加强了小皇帝与以杨廷和等老臣进行斗争的耐心。你们不是倚老卖老吗？那我可以和你耗，看看最后是你牛还是我牛？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以及对国家事务逐渐熟悉，嘉靖皇帝身边也开始形成了一股支持力量，使他觉得杨廷和也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了，觉得没有杨廷和自己也可以治理国家。
另一方面是杨廷和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廷和在新老皇帝交替时积攒下来的威望和人气，开始消退。所谓“当家三年，猪狗都嫌”，杨廷和当家已经十多年，是一个敢于拍板、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各种反对力量、各种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地积累、不断显现。而且，大家都清楚，皇帝正在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明，杨廷和却在一天天衰老、一天天让皇帝讨厌，而这个国家归根到底是皇帝的。
在母亲的帮助下，嘉靖皇帝调整了对杨廷和的策略，表面上尊重，一口一个辅臣，但杨廷和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则是能拖就拖，冷不丁提出几个疑问，让你难受。
少年皇帝阴不阴阳不阳、热不热冷不冷的态度，令杨廷和十分难受。过去正德皇帝虽然胡闹，却把整个国家交给他管理；现在嘉靖皇帝虽然表面尊重，却是存心和他闹别扭。
杨廷和一次又一次诚恳地提出退休，否则，皇帝就应该对自己放尊重、让自己能够尽职尽责；嘉靖皇帝则一次又一次地盛情挽留，其实是在让天下人看看自己是怎样优待老臣、怎样仁至义尽。君臣二人像是在演一出戏，但皇帝显然掌握着主动，而且越来越主动。这样一种新君与旧臣的关系，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反复见到。嘉靖三年二月，已经66岁的再次提出退休。嘉靖皇帝认为也耗得差不多了，不再虚情假意了，当即批准了杨廷和的报告。
杨廷和一退休，“大礼议”最大的障碍算是排除了，而皇帝的积极支持者张璁和他的一些“同志”们则被调到了北京，并且担任要职。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嘉靖皇帝决定向杨派官员摊牌了。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早朝，嘉靖皇帝在左顺门召见群臣，让司礼监太监宣读一个“手敕”，这个手敕要求三天之后，也就是从七月十六日开始，称自己父亲为“皇考献皇帝”、母亲为“圣母皇太后”。
这个手敕一出，群臣哗然。怎么能够把你死去的父亲兴献王上升为皇帝呢？这个皇帝是放在正德皇帝的后面还是放在正德皇帝的前面？如果放在正德皇帝的前面，那不是把正德皇帝和弘治皇帝隔断了吗？如果放在正德皇帝的后面，那他和正德皇帝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大明朝皇位的继承关系不全乱了吗？你今天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明天就要称弘治皇帝为“伯父”了，那弘治皇帝不是又要绝后了吗？
尽管杨廷和已经退休，但几乎所有的衙门都上疏，对皇帝的这个决定表示反对。
七月十五日早朝之后，反对者们聚集在左顺门前，商议对策。有人建议向皇帝请愿，以死相争。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赞同。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当时为翰林院修撰，率先倡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几个年轻的翰林院和科道官则赶到承天门，也就是现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拦住了那些散朝后回衙门办事的官员，宣称：“万世瞻仰，在此一举，有不力争者共击之。”谁敢不回去请愿，现在就揍他!
杨慎
于是，六部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都察院的都御史、大理寺寺卿、翰林院的史官，以及六科十三道的给事中和御史，一共200多人，齐刷刷地跪在了左顺门前，向皇帝请愿。
嘉靖皇帝听说200多个官员跪在左顺门，也有些吃惊，让司礼监太监传旨，劝官员们回去，认真办事。但官员们表示，皇帝不收回成命，他们就一直跪下去。请愿从早上持续到中午，有人开始捶打宫门，有人高声呼喊明太祖朱元璋和弘治皇帝的尊号，哭声、喊声响成一片。
此时的嘉靖皇帝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提弘治皇帝。一提到弘治皇帝，他就觉得别人是在揭短，在说他欠别人的债，在说他是忘恩负义的无赖。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知恩图报是人的基本道德准则，西方人说“感恩”，中国人则说“滴水之恩、湧泉相报”。但如果有人一天到晚、不分场合地说你受了别人的恩赐、得了别人的好处，也是很讨厌的事情。这时候事情就会发生变化，本来心存感激、本来心存报恩想法的人，或许就会变得忌讳别人说叨这些事情、就会忌讳别人说到有恩于他的人，当然更加忌讳别人说他是忘恩负义的人。
这时的嘉靖皇帝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我的皇位来自弘治皇帝不假，但你们干吗一天到晚说这个事情、一天到晚用这个事情来揭我的短？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恼火，你们这些书呆子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让锦衣卫来侍候你们吧。锦衣卫是干什么的？锦衣卫是保卫皇帝的，又是专门为皇帝抓人打人的。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校尉们冲出左顺门，拉的拉、扯的扯，片刻之间，100多个讲文斗不讲武斗的文官被投进了监狱，其余的人则被驱散。
两天后，嘉靖皇帝对参加请愿的官员进行处理。四品以上停发薪水，五品以下统统廷杖。旨意一下，180多名官员被拖至午门外用刑，顿时血肉横飞，16人被当场打死或者因伤重不治而死，伤者无数。几天之后，有人告密，说请愿的那天，本来官员们已经散去，是杨慎等人倡导并将大家拦回请愿的。
杨慎？那不是杨廷和的儿子吗？嘉靖皇帝人性中的“恶”性、人性中的残忍彻底进发出来了。你老子有功劳，可以倚老卖老。你算什么，也敢如此嚣张？杨慎等人再次被拖到午门廷杖，又有一人被打死。
这个被明史研究者称为“左顺门事件”的事情是大礼议的转折点。《明史》说，从此“衣冠丧气”。《明史》的作者是有倾向性的，他们认为，杨廷和、杨慎等人是真“君子”，代表着“正义”。这“衣冠”就表示君子。既然杨廷和们是君子，张璁等人自然是小人人。左顺门事件之后，君子丧气、小人得志，没有人再敢在公开场合给嘉靖皇帝另找父亲了。
就在官员们救死扶伤、心有余悸之时，嘉靖皇帝宣布，重定尊号：改称弘治皇帝为“皇伯考”、张太后为“皇伯母”，称父亲为“皇考献皇帝”、母亲为“圣母皇太后”。
一场本来完全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大礼议”，终于以嘉靖皇帝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但后果的严重性却是显而易见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早已为国民所熟悉，但18岁的嘉靖皇帝虽然只做了三年皇帝，却完成了一个更极端的人生理念：岂止是政权、岂止是皇位，“礼”的争端、名分的争议也同样是可以通过暴力来解决的，“礼”是可以打出来的。
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它使嘉靖朝产生了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思想走向自由、社会走向多元，但政治生活却重新走向专制。这场悲剧的直接制造者当然是嘉靖皇帝，但杨廷和等人也应该承担重要的责任，如果他们不是那样的固执，如果他们更多地从嘉靖皇帝感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给这个从外地来的15岁少年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他身上激发出来的，或许不是人性中的“恶”性而是“善”性。
“大礼议”已经收场、敌人已经被击垮，那么，嘉靖皇帝的“恶”性是否会收敛一些呢，他的“善”性是否该有所显现呢？
回答却是否定的。因为他的恩怨还没有了结，他要报一些恩，更要报一些怨。那么，嘉靖皇帝是怎样报恩，又将怎样来报怨的呢？我们下集再说。
来源：《大明嘉靖往事》，作者授权发布
图片编辑：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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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资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