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清末四川保路运动，政府失信的悲剧
1903年9月，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开始放松了对商业发展的限制，允许民间资本进行工业建设。
作为时代经济命脉的“铁路”，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香馍馍项目。
就连一向对民营资本很不放心的大清政府，也搞出了《铁路简明章程》来确保了商办铁路的政治合法性。
不管如此他们还对那些商人送相应政治待遇，行政级别，简单的说就是送官当。（这个目前我们国企、高校等事业单位在组织结构及其相似。）
就这点，就可以看出清末那时候的清政府，对于这些民间资本是多么多么的重视了（可见政府钱都赔款赔完了，外国借钱又太贵了，真到山穷水尽了）。
要知道这对于几千年中国商为末业的传统来说，清政府能做出了多大的妥协了。
充分体现了政府当时的诚意还是很足的。
紧随着中央的政策，各地政府便纷纷出台特殊政策，不管现实情况如何都把铁路项目强行拉上马。
同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但川路公司在得到的特殊政策后，很快就由所谓的商办，摇身一变成了公权力保驾护航下的“官商”，其内部之腐败与混乱，丝毫也不亚于国有企业。
梁启超曾这样描述过那时的混乱局面曾这样说道：“人人以附股为爱国之义务，于是妇女拔簪珥，儿童节羔枣，相率投之若恐后，然此种现象，果遂为国家之福乎？夫附股者，一种之企业行为也，苟附股之动机而非发自企业心，则一国生计之基础，必有受其弊者。盖多数之股东，视其股本有同义捐，而怠于监督之义务，则公司之精神，自兹腐矣。”
当民间大量反腐人士的举报信送到了中央政府的时候，清朝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种放任的不加限制的支持，是不妥当的，面对现实情况大多数铁路修建也都成了“烂尾楼”，半闲置状态。
无奈之下，中央政府开始全国规模的整治，希望通过“国有化”，来解决这些烂尾楼。
当然，川汉铁路公司就首当其冲，成为了整治的重灾区。
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四川地方上依靠修建铁路这项目，已经形成了相当强大的“利益集团”，其势力遍及地方各个政府机关、各行各业。
他们把这次“铁路国有化”，看成是他们再捞一把的良机。
于是就有了川路公司坐地要价，希望中央财政为其几年的亏空买单的无聊请求。
但被当时的中央政府言词拒绝。
见通过正常渠道要钱不行，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见钱捞不到怎么行啊，于是开始考虑到了绑架民意的来威胁政府，摇身一变成了民意“代理人”。
大肆的宣传散播中央要赖账，收回铁路给外国人。
还借助袍哥势力，四处走访，宣传不实言论，号召罢工、罢市和罢课，把整个事件闹大，逼迫政府妥协，送钱来。
但是，清政府虽然被列强打的满地找牙，但是欺软怕硬的本事还时有点，外国人打我，你门这些奴才还敢反了不成，咔嚓！咔嚓！全砍了。
四川局势一事件急剧恶化，袍哥等地方黑道势力与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借机煽动民意，把这场火闹的更大了，大到地方政府，局势全部失控。
没有办法，中央政府只能调兵入川，平息争端。
因此造成武昌空虚，最后，引爆了武昌起义。
可以说，整个保路运动就是利益集团把持了国家的经济，政府的诚信低到了谷底，政府出台的任何政策，老百姓已经条件反射的认为是在搜刮民脂民膏时下的一场悲剧。
但是这场悲剧也是清政府屡次出尔反尔下自食恶果。
说到底还是民心问题，当人民不再信任你，政府离死也不远了。
编辑；袁载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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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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