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美国特务”与改革闯将
昨日凌晨，袁庚先生逝世，享年99岁。受老年痴呆症所累，袁庚退出公众视线已近十年，但公众一直惦记着他。
每当回望改革历程，总不免将他与另一位改革闯将相提并论——梁湘。其实两人当年关系并不和睦，因为工作上涉及国企与政府、部委与地方、市府与区府几重固有矛盾，加上两人个性都很强，难免冲突。梁湘曾想让袁庚当深圳市市长，袁庚拒绝了。
袁庚与梁湘最让人唏嘘的是命运迥异。梁湘建国之初就是广州市副市长，过了二十多年还是广州市副书记，好在平稳度过了历次政治运动，有幸在62岁“高龄”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建立一番丰功伟业，却在七十多岁高龄蒙冤受屈，郁郁而终。袁庚早年历尽艰险，中年被康生打成“美国特务”，在秦城蹲了五年半大牢，出狱后迎来人生第二春，从军政情报系统转入经济领域，创办了平安保险、招商银行等巨型企业，而最终颐养天年，得享天伦之乐。
东江纵队中的“美国特务”
袁庚1917年4月23日 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区王母圩村中和里（现深圳市大鹏新区水坝村），客家人。原名欧阳汝山，1939年入党时，改用母姓，更名袁更，建国初期护照误写为袁庚，于是将错就错，一直沿用。
袁更6岁入读私塾，14岁考入省城广雅一中读书，19岁考入中央军校燕塘分校。第二年“七七事变”，军校人心涣散，袁庚返回乡下，一边在学校代课，一边组织沿海青年抗敌后援会。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袁庚加入大鹏抗日自卫大队。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袁庚加入港九大队，配合营救茅盾、邹韬奋等人撤离香港，同时还营救了不少国际友人。1942年2月港九大队抽出一批英语较佳的人士组建国际工作小组。国际工作小组成功从战俘营中营救出英军上校赖特，赖特又组建了英军服务团。英军服务团要求与东江纵队合作，继续营救盟国人士，并开展军事情报合作。
1943年，盟军打算轰炸日军驻港补给和军事基地，在港九大队的地面指引下，，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成功炸毁日军十多架战斗机，炸沉两艘军舰，油库、鲤鱼门炮台和军营也遭到严重破坏，日军在九龙的军事力量遭到沉重的打击。
1944年2月11日上午9时许，29岁的中美联合空军飞行指挥员兼教官克尔中尉率领第十四航空队20架战斗机从桂林起飞，护卫12架轰炸机袭击日军在九龙的启德机场。激战中，克尔驾驶的p-51野马式战斗机击落2架日机后不幸被炮火击中起火，负伤的克尔无奈弃机跳伞降落到启德机场北面的新界。在日军展开地面大搜捕的危急时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紧急行动，成功营救出克尔中尉。
在近一个月的营救行动中，东江纵队庞大缜密的人员网络，从战士到村民的齐心合力，还有通晓英语的曾生司令员和马来西亚归侨女战士李兆华……都给克尔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克尔回去后，将自己被营救的经过向第14航空队队长陈纳德报告。考虑到东纵出色的国际合作经验，陈纳德请示华府后决意与东江纵队联手。
1944年7月，美国的《美亚杂志》发表题为《东江游击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其中认为东江纵队在太平洋反法西斯战争中战略地位重要，盟军必须加强“与华南敌后作战的游击队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欧戴义在10月7日到达设在葵涌土洋村的东江纵队司令部，携带克尔中尉的感谢信，正式要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东江纵队就此事在向延安请示后，东江纵队派对外联络处处长袁庚负责建立情报联络处，收集广东沿海及珠三角洲敌占区的日军情报。
1944年12月，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的第4舰队和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准备实施对驻香港日军的联合轰炸。为了达到轰炸效果而又不伤害平民，盟军要求东江纵队事前提供准确轰炸目标情报，事后提供轰炸效果资料。袁庚立即启动安插在香港的各个联络点，搜集有关情报：15岁的情报员黄文，以杂役的身份，经常出入九龙日军宪兵分部的文件油印室；女情报员文淑筠连续多日守候在中环榆林台8号的4楼，用望远镜监视维多利亚港日军舰艇的停泊状况……不久，袁庚就将轰炸目标的情报送出，内容涉及日军在启德机场的机库，香港海面的舰艇型号活动规律、鲤鱼门炮台、青山道军火库的准确方位图等。这些轰炸目标都远离民居。
在预定的大轰炸之前数天，袁庚和两名侦察员由港九支队派人护送昼伏夜行，于预定轰炸之日凌晨悄然攀上启德机场后面的钻石山，观察美军两次空袭的情况。轰炸过后，袁庚等人又穿过市区折回联络点界限街，向几个地下联络点了解情况，整理出一份关于空袭效果的报告。
寻找日军精锐师团波雷部队
1944年秋，一份在中国华南登陆的计划，在美军第4舰队指挥部酝酿成形。与此同时，延安通过中共南方局下达的收集日军沿海情报的要求和指示也愈见频繁。与之配合，有关日军海空布防的秘密军事情报，由袁庚的联络处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尼米兹。但到了翌年3月，一个消息使尼米兹很是担忧——曾在衡阳战役中重创国民党守军、代号“波雷”的日军129师团突然神秘失踪了。那段时间，美军每天用3部电台，形成交叉信号追踪这支部队的动向，但什么信号也没有捕获到。
同一时期，美国海军甘兹上尉率一个6人小组来到东纵，想在大亚湾和汕头之间勘测一个适合美军登陆的滩头阵地。联络处派遣了原中山大学学生黄康率领的情报小组，到深圳至汕头的海岸进行勘测工作，他们发现了日军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构筑的洞穴工事，并将其绘制成图交给袁庚。美军一看，发现这里的工事和日军在塞班岛构筑的洞穴工事一样。要知道，“波雷部队”擅长洞穴式作战，而美军恰恰在塞班岛战役、硫磺岛战役中吃尽了这种战术的苦头。
而汕头一带的地形和塞班岛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波雷部队”事先在登陆点修好了这种洞穴式工事，必将给计划在此抢滩登陆的盟军带来巨大威胁。正在此时，广州和东莞等处的东纵情报人员买通了一名日军翻译，从他的口中得知了驻守在汕头沿海的日军就是“波雷部队”。至此，“波雷部队”的失踪之谜解开了。原来，日军情报机构得知美军的登陆计划，马上命令“波雷部队”关掉所有电台，昼伏夜行，从衡阳一路南下秘密到达广东沿海。
根据这份东纵提供的“波雷部队”作战部署的情报，尼米兹将军决定取消在华南的登陆计划，以避开“波雷部队”。后来，为加快战争的结束进程，美国决定直接向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华南登陆计划虽然没能执行，但是美军对东江纵队的情报工作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在给东纵司令员曾生的感谢信中说：“你们关于日军129师团的报告十分重要，总部致以感谢！”
1987年9月17日，袁庚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客人，出席美国立宪20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之后，少数宾客应邀登上总统的游艇观光，此时，里根专门介绍了3位“特别嘉宾”，其中一位就是袁庚。
创办蛇口工业区
1945年抗战胜利，28岁的袁庚被临时授予上校军衔，任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第一任主任。1946年5月随东纵部队搭乘美国军舰北撤至山东烟台，部队编入三野。1948年两广纵队成立，袁庚任纵队侦查科长，后为作战科长，9月参加济南战役，11月参加淮南战役。1949年两广纵队成立炮兵团，任团长，9月，进入粤境解放沿海岛屿。
1949年11月奉命调至中央军情部参加武官班受训。。1950年奔赴越南，任胡志明的情报和炮兵顾问，参加高平战役。1951年5月34岁，奉调回国。1953年外派到印尼担任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万隆会议期间，协助保卫周恩来。1963年4月，派驻柬埔寨，破获台湾谋刺刘少奇的“湘江案”。1968年被囚禁于秦城监狱，在周恩来多次过问下，1973年获释，1975年5月，袁庚就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
受部长叶飞委派调查香港招商局经营状况，袁庚在一份报告中对招商局的经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78年，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划拨的宝安县蛇口半岛(现深圳市南山区辖内)2.14平方公里土地上，创建蛇口工业区，当时袁庚经常把“大不了回秦城监狱去”挂在嘴边，以示自己冲破陈旧体制牢笼的决心。
有人统计袁庚践行了24个全国首创或第一：第一个进行民主选举；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冻结原有级别、工资等级，实行聘用制；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第一个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第一个企业自办的对外开放港、创办第一家企业自办的股份制银行、创办第一个股份制保险公司。他接手时，招商局只有1.3亿(人民币)资产，他离任时，招商局资产超过200亿。
倡导改革精神
住过秦城的人不多，敢于回到秦城的更绝无仅有。袁庚一边推进蛇口工业区建设，一边寻找、思考和发现最能鼓舞特区工作者士气的名言警句。1981年3月的一天，袁庚经过反复思考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袁庚的助手熊秉权考虑到当时社会的承受力，提议去掉后面一句，袁庚同意了。于是，美工在一块三合板上用红漆写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竖在工业区指挥部几栋楼前。很不幸，这块木板两三天后就被当地农民当柴火拆去烧了。
1981年11月，袁庚又派人做了一块标语牌，竖在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旁：“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大胆突破了当时的思想束缚。然而，这个口号一度成了“姓社姓资”的争论焦点。袁庚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1984年1月，袁庚在邓小平来蛇口视察的前一天命令工程公司连夜加班，埋水泥柱，漆油漆，用五六米长的铁皮和三角架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重做一个，立在深圳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个口号，这条标语从此安然地矗立于蛇口。当年的国庆节上，近百部彩车中唯一的一部企业彩车——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彩车上，有一幅醒目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出现在天安门游行队伍中，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
袁庚曾对原《蛇口通讯报》总编辑说，要“敢于刊登批评蛇口领导干部，包括批评我的文章，目的就是让当官的敬畏百姓，而不能让百姓怕官。”当得知《蛇口通讯报》真的要登批评他的文章时，袁庚竟兴奋异常，要求批评稿“一字不改见报”，并立即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告此事，从而开创了中国同级党报批评同级党委一把手的先例。
后来，当一位培训中心教师再次批评袁庚说话过于绝对，只有一半可以采纳，而报纸又以“袁庚此说，一半可取”作标题将该老师的意见刊登在头版时，袁庚见报大为赞赏，特地在教师节上登台发言，号召蛇口人都要学习这位老师“敢说敢为、敢讲真话，具有铁骨铮铮的男子汉精神”。
以至后来《蛇口通讯报》举办的“新闻沙龙”贴出海报，以“寻找蛇口真正的男子汉”为题，不论有无官衔，老板工人，一律平等，为求真理，畅所欲言，来了一个“男子汉聚会”。当年的袁庚就是如此，为了让大家解放思想，“敢作敢为”的精神让人敬佩，从中也可看出其领导魄力和细致程度。
正是袁庚大力提倡的“求真敢言”，为蛇口百姓争得了“知情权、质询权、监督权、选举权和对不称职干部的罢免权”，为蛇口“以民主为重”的政治体制改革试验打下了思想基础。这样的“敢为”精神，在蛇口工业区拉开序幕后再次表现得淋漓尽致。
活得糊涂潇洒
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于1993年进行的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停止，蛇口不再直选。蛇口工业区自治管理权最终也收归深圳，蛇口“改革试管”的责任结束。
袁庚开始了他晚年的生活。那是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几乎谢绝所有社会政治活动，甚至越来越少在小区内行走。袁庚喜欢早上起来练字、阅报，午休到下午3点起来继续阅报、练字。他写得一手好字，更喜欢背诵古典诗歌和文学的大段文字。他能在保姆面前背诵红楼梦中颇为伤感的“葬花”。他仍然通过读报了解世界，并通过与子女聊天品评时事，牵挂中国社会的点滴进步。
1994年，江泽民到深圳会见了袁庚，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这一年“特区不特”之说对特区享有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提出质疑。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猜忌影响全国，深圳此刻不再是如何保持先进的问题，而是考虑如何守住特区的身份地位。
1995年，深圳地王大厦封顶，无限提升深圳的自信。也是在大厦封顶时，特区对于外界的质疑开始了正面的“还击”。
1997年6月20日，临近香港回归之时，袁庚在自家接受了“东方时空”的采访。不过此时他与香港的关系，似乎只是闲暇时读读金庸的小说。他一再说明自己的生活就是以健康为中心，以糊涂一点、潇洒一点为基本点，全力与这个世界隔开。
1998年12月13日，深圳改革的另一巨擎梁湘去世。袁庚在离休后第一次远行到广州参加了梁湘的葬礼。曾经改革阵线上的同僚逐渐离去，恩怨也都放下。2005年时，袁庚还承认自己与梁湘之间有关深圳经济特区该大该小的争论，是自己错了。
他极度淡漠自己改革拓荒的历史功绩，在采访者面前，他总结他的一生就像是一场木偶奇遇记。袁庚还说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寓言，一个壮志凌云的农民希图种地，买的却全是假种子，悲愤自杀，发现农药也是假的。举家喝酒欢庆大难不死，结果酒是假的而全家罹难。
袁庚晚年在思路仍清晰的时候，最高频率出现的话可能就是，“思想解放是你们这代人的事了。”
来源：历史资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