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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动荡 县太爷们都怎样做?

分类:历史故事 2021-07-26

古装电视剧看多了,也就明白,大清年间的县太爷,就是县长。那时候没有党这个组织,没有县委书记的设置,所以县长就是一县最高长官。

中国古代有句老话:宁做小国君,不做大国臣。其实朝里的翰林,虽能常跟皇帝见面论书,或做太子的老师,却并无实权,万事轮不到他们拿主意。我的曾祖辈几个兄弟,都曾考中进士,赐翰林院编修,那是七品官职,跟县太爷同级。就算千辛万苦,在朝廷里做到一品大学士或军机处大臣,也还是整天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活动,一言一行须得小心,哪天皇帝看着不顺眼了,一句话推出午门斩首。所以我听家里老辈人讲,考中了进士,被留在京城朝廷里作官,叫做困京,绝非美差。 相比之下,到地方上做县太爷,可就威风得多了。中国自秦朝以来,直至当今,万变不离其宗,县里的衙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县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财政,自己的商务,自己的法院,自己的警察,俨然国家似也,那县太爷,坐享一县君主之尊。 现在以我家一个长辈的亲身经历,说说大清年间,县太爷是怎么个做法。 光绪三十年,我的曾外祖父陶月波老先生北京朝考,中了进士,幸好没有困京,外放河南夏邑做县官。他本是个文人,八旗汉教习出身,虽读过些治国理政的书,可实际做县太爷跟舞文弄墨谈今论古大不一样。从做过县官的同乡朋友那里获知,做县太爷,到任上的第一件事,是拜会当地绍兴师爷。 满清时候,县太爷主掌一县行政,主要是刑名和钱谷两项要务。而那又是两门特别的学问,据说自古只有浙江绍兴人专门研究过,所以大多地方的县衙,都请绍兴人做师爷,处理该两类重要事务。其他地方的人,哪怕用心学过此两门学问,也还必要找一个绍兴师爷拜为师父,然后再出山,才名正言顺,县衙里的公差才听那外地师爷的调遣。陶老爷到了河南夏邑,当然也立刻聘到一位真正绍兴人做师爷,每天拜会一两小时,请教学习。 夏邑位于河南、山东、江苏三省交界点,所谓鸡鸣三省闻。因为响马刀客作案之后,可以迅速逃到另一省躲避,通常省县捕快不会越省捉人,所以匪患猖獗。 陶老爷到任之后,下决心治理匪患,为民除害,先动手组织一支捕快小队。应征之人,需验过拳脚功夫,又了解经历背景,再提些实用问题,检测急智应变能力。最后选中十来人,个个机警果敢,武艺高强,骑马打枪,擒拿短打,样样精通。当时官府捕快捉拿响马,多追赶,少对打。响马虽然结杆子,一杆数十或数百人,但作案从不出动大队,多是一两人动手而已。尽管他们马术和枪法很精,但绿林有规矩,见官兵捕捉,只准脱逃,不准抗捕。因为如果一个响马武力抵抗,引起官府调军队围剿,难免玉石俱碎,众人同受其祸。 清代律例,制度上重视人命,地方官府不准轻意杀人。县太爷拘捕一名罪犯,若处死刑,须先报州府衙门批准,然后再报省道衙门批准,还要报中央按察使司核查,最后经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联席会议,裁定是斩监候,就是死缓,还是斩立决,就是立即执行。就这样反复审核裁定之后,也还要再报请朝廷,由皇上亲批,才能砍下一颗人头。 因为判死刑程序如此繁复,当时盗贼丛集的地方,比如河南夏邑,或者湖北黄陂,县太爷们想出一个立斩的办法,就是站挂笼,名义上那不是处死刑,所以不必上报州省各级和三法司。犯人站在一个木笼里,头在笼顶枷锁之外,脚下垫四层砖,尚可喘息讲话,一旦将脚下砖头抽去,身体下坠,喉间自然窒息而死。通常县太爷堂谕站挂笼,犯人已经面无人色,站进挂笼,只剩半口气,及到抽砖,早已先自死了。因此县衙仪门两边,立两只挂笼,显得十分阴森恐怖。 陶老爷到任之后,亲自组织的捕快小队,不久便捕到一个刘姓大盗。进了大堂,跪着说:您是青天,今天捉到我,是为民除害。那公案上的各桩案子,都是我做的,我来一一划押认罪,要杀要砍,无须多问。陶老爷要他交代同案犯人,他答说:绿林规矩,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攀扯旁人,自己认罪,听候处死,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陶老爷无奈,堂喻站挂笼。那大盗昂然站进挂笼,还是不停大声讲话,直到抽砖,面不改色。他死后当夜,挂笼下面,烧纸敬酒,哭泣致祭者百数十众。陶老爷嘉许他们的义气,也不拘捕,只当不知。 可也曾有一个大盗,名曲五妞,受捕之后,马上供出旁人行踪,而且供出的是他的兄弟曲六妞,原因是曲六妞犯了绿林不准采花的规矩。采花就是糟蹋良家妇女,当时绿林好汉凭的是武艺行走江湖,杀富济贫,采花是欺侮弱小,品行低下,有伤绿林名声。所以绿林好汉都信仰,采花者一年之内必遭捕。曲六妞犯禁采花,其兄曲五妞马上与他断绝关系,并且自己被捕后,主动交待,引官府灭了兄弟。 县太爷陶老爷捉人进监狱,县太爷的夫人则对监狱里的犯人非常关怀,每到一地,规定县大狱中犯人们每天每餐的饭粥,必须先送到上房,由她亲自看过,饭要新鲜,粥不能稀,才许送到监狱中,分给犯人们吃。如果饭粥不合规定,管监狱的官卒要受到夫人的严厉责罚。每次陶老爷离任,狱中的犯人们最觉伤心,会痛哭甚至号啕失声,跪在地上,望着县长夫人离去。 陶老爷后来调任洛阳,剿匪也遇到过危险。有次他带十余人马往外乡查案,行经高地,发现岗下四周有人集结,知是盗贼,便领卫士列为方阵,无烟钢装好子弹,却不发放。那时武器,有弓箭、刀枪,也有火统和快枪。最好的快枪是五响毛瑟,叫做无烟钢。过大半天,岗下盗贼越聚越多,毫无退却迹象。若真大战起来,寡不敌众,难免县太爷受伤。 跟班里一个叫富安的小厮,下马跪在陶老爷面前,请求回城求援。富安只十五岁,是县太爷家中一个老佣妇的儿子,骑马打枪技术很高,所以跟着老太爷出巡。他飞马出阵,众盗贼当然知道是去搬救兵,便派人追赶,都提着一响的毛瑟。富安机警异常,晓得如果回射众匪,必引起枪战,那就求援不得。所以一边飞奔,一边举枪朝天,连放六响。后面追兵马上停下,不敢再前。当时最好的连发快枪,只有五响。如今听见富安连打六响,不知是何等好兵器,只得勒转马头,退回阵去。后来富安说,他是连放五响,毛瑟之后,紧跟着补了一响快枪,听似六响连发,吓退盗匪。 陶老爷因在河南捕匪有功,名声大振。当时的湖北都督是黎元洪,他的家乡湖北黄陂匪患日重,就把陶老爷调做黄陂县长。陶老爷到任,擒贼先擒王,头一个下令捕捉罗和尚。罗和尚武艺高,名声大。特别是他专门杀富济贫,虽犯王法,却得人心。县太爷既然下令捕他,罗和尚便几次谋刺县太爷,因为捕快们保护得好,没下得了手,双方僵持一段时间,谁也捉不住谁。 当地还有一个人,叫做王策安,家富万贯,蛮横无理,传说私下打死一个婢女,民愤很大。陶老爷去查案子,在王家府上里外搜查,找不到证据,姓王的便开口大骂。陶老爷一时下不了台,在院中踱步。经过院内鱼池,灵机一动,下令放水挖池。那姓王的一听,脸色发白起来,陶老爷一看,便晓得是挖对了。最后在池底挖出那个女尸,当下把王策安拘捕下狱。王家使钱买通上司衙门说情,下来几道文书。陶老爷不从,最后把王策安挂笼处死。 罗和尚听到这消息,对人说:这样为民除害的清官,我为什么要刺杀他,从此再不见其踪影。有次陶老爷坐船出门,在舵楼后面看见罗和尚,众人发一声喊:陶老爷天天要捉拿的罗和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陶老爷不许捕他,请过来一起喝茶,问他在船里做什么。他说:当年黄天霸侍候施公,我罗和尚也可以给陶老爷作保镖。从此陶老爷每次出门,车前轿后常有一阵小旋风跟随,只见风不见人,都说那就是罗和尚。 陶老爷也曾任过一阵新野县令。到了新野,住进县衙上房院,一色青砖瓦屋,古色古香,所有房间的窗纸都被捅破,一派千疮百孔。当时官场习俗,前任交印搬迁之前,把衙内所有窗纸撕破,叫做明进明出。后任到职,再把窗纸重新糊好,叫做除旧布新。当然都是为图吉利话而已,好官不搞这一套,照样清廉;坏官整天装裱脸面,还是贪污受贿。古今如此,越是贪官恶官,越要大搞虚假欺骗活动。自己明明贪污受贿,无恶不做,可整天大言不惭地夸口,说自己多么清廉守职,多么勤政爱民。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中国官场,漂亮话越是讲得多,百姓就越要小心,事情肯定不好。 新野旧县太爷个个撕破所有窗纸,明出明进,新县太爷也个个重糊窗纸,除旧布新,可新野官场陋习一点没变过,盘剥百姓,贪污受贿,制度依然。县衙二堂以内,几十人吃饭,粮行每天送米两斗,合六十斤,吃不完就要粮行不再送米,折价送钱,趁机私捞。衙门办公要点灯,杂行每天送二十斤蜡烛。衙门一日三餐要吃肉吃菜,屠行送官价肉,禽行送官价鸡鸭。太太小姐要擦粉,关行每月送粉钱。上房老妈丫头的工钱,也都由百姓官司的收款里开支,每人每月可分五六百至两三千制钱。总之是县衙开支少,油水多,进贡稍慢,衙门捕快就上门抓人问罪,难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陶老爷到任,各行各业按照旧制度进贡。糕饼行托人送来两盒点心,特别沉重,打开一看,糕饼当中,端端正正镶嵌一枚硕大银元宝。陶老爷觉得自己刚到任,毫无政绩,收那份礼,问心有愧,自辱名声。再说刚到新地方,不了解情况,也怕别人安心做手脚陷害,便派人把糕饼全部送回,并下令,今后各行各业,不准给县衙进贡送礼,连太太小姐的花粉钱也一概免了。 那时候,官场上把那些能够赚大钱而又不大出名的县职,叫做暗缺,新野县就是这样的暗缺。该县每年地丁税约为一万两银子,百姓每两银子地丁税实交二千七百文制钱给县衙,县衙上交省府藩库一两一银子,藩库上交户部国库一两。按光绪乙巳年银价折算,一两银子值一千二百文制钱。百姓交的二千七百文制钱,合二两二五银子,交藩库一两一,县衙还余一两一五,每年一万两银子地丁税,就余一万一千五百两银子,除全县行政费用支出,一年至少还余八九千两银子,轻而易举,落入县太爷腰包。当时清廷发放县太爷年俸一百两银子,哪里比得了近万的余税收入。 陶老爷原没有想到新野县暗缺如此肥厚,一年下来能拿近万两银子余款,心里打哆嗦,不敢肥饱私囊,就把那钱拿出来,办起新野县有史以来第一所中学,叫做白水中学,也算给新野百姓做件好事。 光绪三十四年冬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开封城北龙亭后面,有个内城,里面驻扎满人官兵。两宫噩耗一出,满人子女到娶嫁年龄的人家,连日连夜成婚过门,只怕朝廷下诏,天下守孝三年,不得婚娶,误了子女终身大事。其急其忙,蒙着头盖,甚至有把女儿送错人家的,过一夜才发现错误,木已成舟,只好认账,总算女儿有了人家。 全县官民,学校师生,到行宫集合,在大行皇帝的牌位前,俯伏举哀。满人用手指把两颊划破流血,以示悲痛已极。汉人双手蒙面,大家都在手心里涂薄荷油,往眼上一蒙,就出泪。没人哭得出来,干嚎几声算数。 陶老爷府里有个姓陈的书办,人很温和,写一手好字。每天只是坐在府里抄写文书,用墨又黑,又不透纸。一个字写错了,他会把纸搁在小木板上,用小刀把错字轻轻一刮,把墨刮掉,纸却不破,还可以重新写,从没有涂黑改字的地方。陶老爷很喜欢这位书办抄的文书。这陈书办抄完公文之后,常会讲一些江湖上的故事,府里上下人都爱听。 不想忽一日,一封八百里钉封海捕公文到了县府。大清年间的钉封文书,是案情非常严重紧急的公文。封套四角加钉,表示机密。上方两角各插一根羽毛,表示紧急。送公文的报马,脖子上挂一大串铜铃。一路跑,一路响,这是发信号。大路驿站上的人听到铜铃响,就要立刻准备好同样一匹快马,在大路口上等着。信使一到,滚鞍下马,立刻跨上新备的马,继续赶路。所谓换马不换人,马不停蹄。 八百里加急钉封文书到了,全府前后上下,人人脸色发白。陶老爷赶紧换上全套官服,面容严肃,举止紧张。接到文书一看,朝廷严令要捕陈书办,说他是革命党。陶老爷一声令下,捕手们上前把陈书办按倒在地,五花大绑,脚上钉了脚镣,立刻起解上省。四周围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他也不跟任何人说话,就那么走了。从此再没听到他的消息,想必是处死了。凡是反对朝廷的革命党,全是处死,一个不留。陶老爷办完案,回到卧室,独自叹气说:那么好的人,说是革命党。酷刑如此,教人不得不反。 宣统年间,革命声势更加壮大,开封城里也如干柴,好像时刻就会起火。河南巡抚宝芬,拘捕革命党,至为严厉。每次出巡,走在街上,他从轿窗望出,看见打团辫的青年,马上下令拘捕,检查团辫,辨别真假。满清时代,中国不分满汉,人人前半个头顶剃光,后半个脑袋拖一条长辫。就为这条辫子,中国不知死过多少人。满清建政,强令留辫,汉人不从,遂有留发留头的选择,死了不少人。民国建政,实行剪辫,许多汉人也不从,又有留发留头的选择,再次死了不少人,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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