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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东林党牺牲恩人为何却让魏忠贤权倾天下?

分类:历史故事 2021-07-12

明末的朋党,除了东林党之外,还形成了专门与东林党作对的浙党,以及与浙党联合的齐、楚、宣、昆诸党。这两大势力互相倾轧,一般总是借“京察”做文章。所谓“京察”,就是对京官的政绩,进行六年一次的定期考核。按规定,凡是在京察中考核不合格而被罢官的,一律不许重新任用。所以,为了利用京察的机会来削弱对手,这两大势力围绕着那些负责京察的职位,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使党争变得越来越势不两立,越来越险恶,也越来越白热化。

万历“梃击案

除了京察之外,东林党人还以皇位继承问题为抓手,试图抢占政治高地,战胜对手,以达到最终控制朝政的目的。

首先是“争国本”。万历皇帝不喜欢王恭妃为他生的长子常洛,而要立郑贵妃为他生的常洵为太子。于是,朝中那些东林大臣便以祖宗之法为根据,纷纷上书,要求尽快立常洛为太子。他们言辞激烈,不依不饶,表面上是激于对祖宗法制的忠诚,其实却是想趁机造成声势,控制舆论,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势力,为有朝一日控制朝政而捞取政治资本。这场争论,前后延续十余年,直到常洛被立为太子才告结束。

为了维护常洛的太子地位,东林党人又不断发动攻势,迫使福王常洵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对万历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及其势力进行攻击,而且总是要牵扯到其他政敌。在东林党人看来,一切围绕“争国本”的斗争,都能使他们在舆论上占有优势,所以最容易克敌制胜。然而,他们的这种做法,也会迫使对手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进行反击。当常洵被迫回到自己的封地之后,万历四十三年,竟有人将一名无赖带进皇宫,并引导他直闯太子宫,先是用枣木棍击伤守门太监,然后直趋太子殿前。但是,这无赖很快就被守备制服。

这件案子,被称为“梃击案”。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人,显然不希望东林党人通过此案的审理获益,从一开始就企图草草结案。而东林党人,则希望通过此案的审理,扩大事态,打倒对手。万历皇帝对东林党人热衷此案的目的,是心存疑虑的。他下令迅速结案,并警告东林党人,不许再挑唆他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在万历皇帝看来,今后最大的威胁,一定就是朋党。

东林党人的得势

万历年间,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党人的争斗,总体上是以东林党人的失败而告终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浙党、齐党和楚党也反目成仇。这与一个叫汪文言的人,有很大关系。

汪文言本为胥吏,后来结交了东林人士,于是进京活动,并出钱为自己买了个监生(太学生)。汪是个很有心计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当时各党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十分熟悉。在他看来,浙党、齐党和楚党虽为同盟,但他们各自的党魁都不过是在互相利用;一旦功成,就会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争斗。于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去离间他们,使齐、浙、楚三党的党魁们相互排挤、攻讦,相互削弱,而至于分崩离析。这三党人士的分裂,无形中增强了东林党人的力量。

汪文言还是一个很懂得投机的人。他看准了太子常洛的伴读太监王安将来是可以“济国事”的,遂倾心相交,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通过他来影响皇帝。王安是个颇识得大体的人物。“梃击案”发生后,东林党人欲穷追猛打,王安却建议太子常洛尽快结案。对此,万历皇帝非常满意。

万历皇帝去世,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反对势力既已分裂,东林党人因有拥戴之功,而深得光宗皇帝的好感。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原来被罢斥的东林人物,因为已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的王安的建议,又重新回到朝廷。这一切,都与汪文言的暗中活动分不开。据说,当时朝廷起用东林诸人,都是汪文言向王安推荐的。汪文言总是对王安说东林某某人是“清流”,这些人即被委以重任。汪文言那时是王安的中书舍人,负责传递朝廷的各项命令,职位虽低,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光宗在位只一个月,就去世了。据说,光宗的死,与他过度纵欲,又误服了臣下进奉的“红丸”有关。这本是一件讲不清楚的事情,却又成为当时朋党争斗的一个大题目。

光宗临终前,遗嘱由他的长子朱由校继位。朱由校那年虚岁16,生母已死,与光宗宠爱的李选侍一起住在乾清宫。为了不使李选侍干政,东林党人联合王安,先将朱由校接出乾清宫,到文华殿登基,之后即迫使李选侍搬出乾清宫。这就是“移宫案”。

因扶立熹宗朱由校有功,东林党人受到了更多的重用。一时之间,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等关键部门,都常握在东林党人手中。但是,东林党人并没有借此机会,真正在治国安民上有所建树。他们只是一味地忙于起用过去那些遭到贬斥的党人,再就是打击业已分崩离析的浙、齐、楚诸党。这使朱由校对东林党人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只一味地宠幸自己的乳母客氏和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宗贤。

车马“填溢户外”

王安为人,《明史》上说他“刚直而疏”。所谓“疏”,就是心思不周密。《明史》上还说他“善病”。显然,他身体也很不好。心思不周密,则不善于争权。身体不好,则难以独掌司礼监事务。这就给了魏宗贤以可乘之机。

魏宗贤曾经为熹宗的母亲王才人“腆膳”。后来,他到司礼监,在魏朝手下做事。魏朝是王安的亲信,颇得王安的信任。魏朝总是在王安面前赞誉魏忠贤能力强,王安因此也很看重魏宗贤。但到了后来,魏朝跟魏宗贤争相讨好客氏,两人又变得互不相容。王安为此对魏朝很有看法,就把他调离司礼监。这样一来,魏忠贤和客氏就越来越得志了。

熹宗继位后不久,命王安继续执掌司礼监事务,王安则按照惯例上章请辞。然而,想不到在客氏的劝说下,熹宗竟接受了王安的辞呈。王安一离任,客氏与魏宗贤就伪造诏命,杀害了王安。他们制造王安案的主要目的,一是不让他东山再起;二是借机清除王安在司礼监的人马。

王安被杀,汪文言即被革除了监生身份,逐出京城。而他一离开京城,即遭逮捕,但随后又鬼使神差地被宽大释放。之后,汪文言居住京城,与公卿大臣们频繁往来,与东林著名人物更是过从甚密。据说他家院子里,总是停满了车马。有时客人太多,车马甚至“填溢户外”。可见,直到此时,东林党人仍视汪文言为香馍馍。东林党人叶向高入主内阁后,汪文言又担任了内阁中书舍人。

王安死后的第三年,魏宗贤为清除东林党人,又唆使人状告汪文言,说东林党人就是因为汪文言的关系,才能与王安内外勾结的。魏宗贤显然是老谋深算。他要打击东林党人,必须抓到东林与王安内外勾结的罪证,以证明东林就是“朋党”。而拘捕汪文言,正是关键的一着。

当时,负责汪文言一案的,是镇抚司的刘侨。据说,在审理汪文言案时,东林党人御史黄尊素曾嘱咐刘侨,说一个汪文言不足惜,重要的是不要因此引起迫害东林人士的“衣冠之祸”。而内阁首辅叶向高,也对刘侨讲了相同的意思。显然,东林党人一方面弃卒保帅,一方面又想保全汪文言。所以,汪文言虽然被打入锦衣卫大牢,但只是受了梃杖。他的问题未被深究,也没有牵连他人,最后以削职为民了事。

对于汪文言案的草草了事,魏宗贤是不甘心的。不久,他就指使人重翻旧案,再度把汪文言投入狱中。这一次,负责审理汪案的,是镇抚司的许显纯。此人对汪文言动用酷刑,“五毒备至”,并伪造口供,诬陷汪文言曾经行贿杨涟等人。在刑讯中,汪文言曾仰天大呼:“世上岂有贪赃的杨大洪!”大洪是杨涟的字。汪文言即便是在备受酷刑之际,对杨涟还是称字,可见他对杨涟的敬重。汪文言还对许显纯大叫道,要他不要伪造口供,到时候是要与他当面对质的!当天,汪文言即被许显纯拷打至死。

杨涟本为朝廷副都御史,因上书言魏忠贤二十四罪,已被削职为民。根据许显纯伪造的汪文言口供,杨涟等东林党人,竟收受贿赂白银共17万两。于是,杨涟等人又被逮捕入狱。在狱中,许显纯根据这份伪造的口供,对杨涟等人严刑逼供。酷刑之下,这些东林书生们个个都承认受贿。他们都天真地以为,到面对法司审判时,自己还有申辩的机会。他们哪里想得到,此时魏宗贤已伪造了圣旨,不必再把他们送交法司审判了。每隔几日,魏宗贤就对他们严刑逼供一次,一直到把他们拷打至死为止。

东林党人的失败

从汪文言的行事来看,此人虽属策士一流人物,却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坚定的人格,以致“五毒备至”的酷刑都不能瓦解他的意志。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当他遭到魏忠贤诬陷和迫害时,东林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跟他划清界限,以免受他的牵连呢?这与明朝歧视胥吏和讲究“资格”,恐怕有极大的关系。

自从隋唐实行科举选官以来,读书人做官,具体的事情却要由胥吏来做,就成为官场的一种普遍现象。久而久之,“胥吏专政”就成为唐宋以来国家政治的一种特色。明朝,胥吏专政是非常严重的。明朝的胥吏,通常是父子相传。他们对法律很熟悉;对哪些事,习惯上是怎么办的,也很熟悉。读书人做官,胥吏做事,是官场通则。但是,明朝也有一条带有歧视性的规矩,就是胥吏不许考进士。

另一方面,明朝的官场,还非常重“资格”。洪武以后,选官重进士。开始时,做大官的一定要用进士。久而久之,凡州、县以上的官,都只用进士。举人、监生(国子监学生),都不能做大官。到了后来,上等州县官缺员,也一定要用进士。中等州、县官缺员,任命举人来担任。只有下等州、县官缺员,才任命监生去担任。举人、监生若要做知州、知县,一定是在边远的地区。因为讲究“资格”,那些进士出生的人,只要看见有举人、监生身居要职,就会群起而攻之。顾炎武曾经说到,难得有一两个举人、监生受到皇帝的欣赏,被提拔做了大官,那些进士出生的人,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攻击他们,想方设法捏造罪名,要皇帝把他们逐出朝廷,甚至非要置他们于死罪才心甘。

汪文言出生胥吏,后来出资捐了一个监生。他的这两种身份,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都是受歧视的。东林党人虽然与汪文言关系密切,却也难免为这种歧视胥吏、监生的观念所影响。尽管汪文言在朝廷重新起用东林党人的问题上,起了极大的作用,但东林党人内心是瞧不起像他这种身份的人的。他们对于汪文言,仅仅是利用而已。所以,在他们看来,东林人士既已占据朝廷要津,要紧的是不要受汪的牵连,因小失大。可以肯定的是,东林党人与汪文言之间,绝不存在行贿受贿的关系,牺牲汪文言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危险。正因为如此,他们所迫切想要证明的,就是他们与汪文言并无瓜葛,很清白,也不存在结为朋党的问题;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诚,而没有任何私利可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倒掉一个汪文言,又何足惜哉!

一切权力交给了魏忠贤

按照魏忠贤的逻辑,王安既然有罪,只要证明东林人士与王安勾结,那东林人士也就有罪;只要抓了汪文言,这个案子就已是铁定的了。至于汪文言有没有口供,并无关紧要。口供是可以制造的,“证据确凿”绝对不是问题。牺牲掉汪文言,对于东林党人来说,可谓是唇亡齿寒。当时就有人说:“东林诸贤被朝廷起用,都是由于汪文言的推荐,又怎么可能不受汪文言的牵连呢!”

魏忠贤的专权,是在明末朋党之争趋于白热化的背景下开始的。魏忠贤消灭了王安,掌握了司礼监。从那时起,明廷中凡是遭东林党排斥打击的官员,大多投靠了魏忠贤,形成了非常庞大的“阉党”势力,而东林党人的力量则遭到严重的削弱。那时,明廷的内阁、六部官员,以致封疆大吏,几乎都由效忠魏忠贤的“阉党”担任,一片乌烟瘴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党人才意识到,必须与“阉党”进行斗争。但是,在这场斗争的一开始,东林党人由于对魏忠贤追查汪文言一案的退让,已使自己陷于极大的被动。在很大程度上,魏宗贤正是借助汪文言案,打倒了东林党人,并且终于使明朝的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朝,自朱元璋废除宰相之后,逐渐形成了皇帝通过内阁和司礼监,直接掌控朝廷六部的权力约束。在这种权力约束之中,官员的奏章必须经过司礼监审查,并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向皇帝报告。另一方面,官员奏章除非“留中”(皇帝不予答复),否则必须下发内阁,由内阁大学士根据皇帝的批示,另纸拟定具体处理办法,叫作“票拟”。“票拟”制度,使内阁在皇帝的批示范围内,掌握了一定的建议权。而内阁“票拟”之后,还须由皇帝用红笔批复,才能生效,叫作“批红”。由于皇帝经常把“批红”的事情交给司礼监秉笔太监去做,内阁的建议权实际上又受到司礼监的限制。但无论是“票拟”和“批红”,最终还是受到皇帝控制的。正是在这样的权力约束中,皇权直接控制了政府。然而,当魏忠贤清洗了东林党人之后,明朝的内阁和六部,已全部由魏忠贤控制。而熹宗皇帝喜欢骑马、看戏,又着迷于做木工,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魏忠贤。那时,大臣上书一概秉承魏忠贤旨意;魏忠贤甚至可以不经过内阁票拟,就直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中旨”,实际上已经是在代行皇帝之职了。宦官可以这样毫无约束地行事,这在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仔细想来,如果不是万历以来激烈的党争,是决不可能形成这样强大的阉党势力的。而面对强大的阉党势力,东林党人竟幻想以牺牲一个汪文言来求得皇帝的信任,他们的自私与不智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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