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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胡适为何被斥为“秦二世”?

分类:历史故事 2021-07-12

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学生集会上演讲。

胡适,原名洪、嗣,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生于上海。

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信奉进化论,参与编辑《竞生旬报》。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第二批“庚子赔款”赴美官费留学生。先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胡适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至1948年12月。31年中,胡适先后在北大任教合计18年,其间还曾任上海公学校长及中国驻美大使等职。1962年病逝于台北。

胡适有着浓浓的北大情怀。1929年1月,在第一次离开北大三年后,他曾写了那首题为《三年不见他》的白话诗,这首诗正是胡适先生与北大情愫的真实写照。

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以救国,是胡适先生早年立下的志向。在1916年他写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不能亡之)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正是北大接收了这位立志以树人之道为己任的胡适。促成这件事的是当时正在北大任教的陈独秀先生。早在1917年前,仍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先生就多次投稿于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杂志,其中便有其著名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文章宣扬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白话文之思想,使他成为当时在海内外有一定名气的“文学革命”倡导者。其后陈独秀曾致信胡适,邀请他学成回国后就职北大。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信中“北京总长”为“北大校长”之误。)

1917年7月,不满26岁的胡适回国,即入北大。胡适在北大的18年中,任北大校长只两年,然而无论是蔡元培先生主校,还是蒋梦麟先生主校,胡适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辅佐作用。因此有人讲,论贡献来说,胡适不当校长比他当校长时对北大的贡献要大得多。

胡适进北大第一年,便担任了中国古代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英文学、英文修辞学诸课和讲授工作。第二年又担任了中国名学、中国小说等诸多课程,并开设了大量的讲座,此类跨学科授课,科目如此繁多、任务如此繁重,令北大同仁们佩服,更是令一些旧派人士张目结舌。胡适很快成为北大独当一面的不可多得的教学主力。

胡适还积极参与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他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宣传民主科学,他的诗集《尝试集》是新文学中第一部白话诗集,他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此外,他还积极辅佐蔡元培先生对北大进行的管理体制和教学体制的改革,先后担任了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教授会主任、英文研究所主任、北大组织委员会委员、北大预算委员会聘任委员和出版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北大教务长、北大评议会评议员等要职,为学校决策出谋划策。

这一时期,胡适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也给北大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史考证和整理,在学术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23年北大国学研究所创办的《国学季刊》又推胡适先生为编辑委员会主任,刊物采用横排版和英文提要,为中国杂志史上之创举。

五四时期,胡适曾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并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先生,任杜威的翻译两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先生辞职南下,胡适先生亦站在学生一边。陈独秀被捕后,他还接办了《每周评论》,从舆论上支持学生运动。

正是因为胡适先生在北大异常活跃,故而也成为校内外守旧势力的攻击对象。林琴南斥之为左右于蔡元培身边的“秦二世”(胡亥),黄侃则讥之为绕着蔡元培的一只“黄蝴蝶”。

1922年12月起,胡适因病告假一年,后又多以养病和自己研究为主。1925年离开北大,1926年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5月,胡适因在《新月》上批评国民党而遭到官方组织的“围剿”,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举家迁回北平。11月二进北大。

胡适二进北大时,正值胡适的好友蒋梦麟任代理校长,并于年底任校长,故胡适一回校,便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他们所面对的是已被军阀政府蹂躏得满目疮痍、生机尽失的北大。于是胡适先生又辅佐蒋梦麟校长,开始了重振北大的艰难跋涉。蒋梦麟曾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许多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蒋梦麟上任后,改文理法三科为三院,由胡适推荐邀请了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等文科教授,还请来了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等理科教授,当时北大教授队伍空前壮大,人才济济。同时在蔡元培先生的帮助下,通过胡适先生等人的积极努力,促成了北大与中华教育基金会在1930年至1935年间的“合作特款”,为北大提供了100多万元的资金。依靠这笔资金,新图书馆、地质楼、学生宿舍楼、实验室等纷纷建成,图书、仪器设备等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得以大大改善。从此北大走上了一条振兴之路。陶希圣回忆说:“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

繁忙的教务,并没有使胡适先生放弃教学,这期间他讲授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等课程,还举办了一些大型讲座。

然而正当蒋胡二人为振兴北大而不懈努力之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北大被迫南迁,而胡适复命出任了中国驻美大使,第二次离开了北大。

胡适第三次回北大是在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8月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时北大是一座分文理法农工医六院,有近四千人的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胡适一上任就任命了各院院长、总务长、教务长,发誓要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他积极筹划,欲在北大建全国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他还为中国高等教育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

然而此时国内时局已十分动荡,教师们生活十分清苦,学校的经费根本无着落,胡适的许多设想最终变成了空想。“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胡适处于两难境地。1948年12月中旬,胡适带着几册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他的宝贝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登上了南京派来的飞机。

临行前他给汤用彤和郑天廷留下一张便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这一天离北大建校五十周年也是胡适先生47岁的生日仅差两天。

1962年2月,胡适先生病逝于台北。生前曾立下英文遗嘱交代,将他离开北大时请北大图书馆保管的102箱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北大,去世时灵柩上覆盖的也是北大的校旗,这一切都表达了胡适先生对北大的眷恋之情。

(本文节选自肖东发、李云、沈弘主编的《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来源:历史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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