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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首度崛起

分类:历史故事 2021-07-08
>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着数千年积累而形成的许多鲜明特征和优良美德,他们有知识,有思想,有操守,有情感,了解天下,关心百姓,高瞻远瞩,忧 国忧民,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感忘忧国”,“我以我血荐轩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达 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自身”,虽既无权无势、家境清贫,遭世俗鄙视;又文弱无力、手无寸铁,为豪强轻蔑,但就是敢挺身而出,慷慨激昂,疾恶如仇,爱憎分 明,铮铮傲骨,凛然正气,不怕权贵,视死如归,抨击一切假恶丑,人间正道是沧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 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些斩钉截铁、可歌可泣的话句,在泱泱中华大地上已响彻云霄数千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读书人的楷模和典范、真正的“国家脊梁”(语)前赴后继,英勇斗争,自强不息,去“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埋头苦干”、 “拼命硬干”。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主要就是指士大夫阶层,这个群体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第一次大规模出现,也就是崛起,正是在大汉王朝,尤其 是东汉的中后期。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于古代印度的刹底帝利,某一方面又类似于欧洲中古世纪的僧侣教士。在中 国,其历史悠久,商周时期是低级贵族阶层,一般受过六艺教育,能文能武,“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春秋时多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充当低级军官,有的有 “食田”,有的以俸禄为生,也有的参加农业生产;之际极为活跃,一般都凭借其六艺知识,或从事政治活动,或聚徒讲学,此后逐渐发展为士大夫,也就 是知识分子,《荀子·强国》:“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晋书·夏侯传·抵疑》:“仆也承门户之业,受遇庭之训,是以得接 冠带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在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为“读书人”,当然读的还是 儒书,五经之类。在当时环境,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 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如太学生)。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为增加政府的新血统,仿效战国时代“招贤”的办法,命高级官 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公元一世纪(汉光武帝),东汉王朝再仿效西 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的人数更形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一种力量。在这种情况下, “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者 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声誉,那便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便使一二世纪即东汉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特殊之处,为 后世所罕见。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将其归纳为五类:长时期为父母服丧;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尚侠尚义;廉洁;对恩主绝对效忠。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 到,但大家都竞争着或真或假地去做,还往往做得有声有色。后来又逐渐出现了门第、血统、家族观念,如杨震家四代出了3个宰相,家四代出了5个宰相;这 种做法强固地维持士大夫阶层于不坠,直到20世纪初还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着普遍影响。
  公元二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东汉中后期,汉廷政治 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阳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接班人,所以积极支持太学的扩充。50 年代(质帝到桓帝)时,太学生已多达3万人。这些准士大夫——未来的官员们,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 避免地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了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他们所没有的高一层 次的情操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他们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鄙夷,再加上后二者也确 实做出了太多的罪恶,专横擅权,大肆搜刮,相互倾轧,搞得朝廷黑暗混乱,乌烟瘴气,行将腐朽,政权危机,民不聊生,士大夫遂注定要跟他们发生冲突了。这就 是“党锢之祸”产生的根源和背景。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气节的士大夫必退归野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规律。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 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许多知识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与世无争,其实反映的 是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当京城委人来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权阉为伍,不但不应征,并进而指斥时政。《后汉书·党 锢列传》称桓、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 行矣。”与避居乡野或深山的耆年渊德者相对应的,是居于太学的年轻气盛的青年学生。他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 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因此,太学成 了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斗争前沿。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使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此深 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开始对刘汉政权的前途感到忧虑。他们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修补樊篱,维系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局。这就引发 了官僚、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顺帝之前,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一般只是个别或少数人的行动,尚未形成一股势力。早在和帝初年,窦宪兄弟专权,骄纵不法, 激起了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的反对,他们采取措施打击窦氏的党羽爪牙。和帝死后,司空周章因反对邓太后废嫡立庶,反对外戚宦官专权,企图发动政变,事泄 后自杀。安帝末年,宦官与外戚阎显、耿宝勾结,虚耗国库,竭民资财;太尉杨震等人反复上书,抗议外戚宦官浊乱朝政,结果杨被罢官,愤而自杀。阳嘉二年(公 元133)李固对策,要求“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禁绝宦官子弟“为吏察孝廉”。汉安元年(公元142),东汉政府派杜乔等8人分行州县,监察刺史二千石 臧否。侍御史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公开宣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并劾奏梁冀兄弟专权纳贿,结党营私。他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洛阳京师。
   桓、灵以后,朝政完全为外戚宦官势力所把持,连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他们手里,政治更加败坏,人民的苦难也越发深重。此外,外戚宦官专权也堵塞了太学生和 郡国生徒们的政治出路。外戚的党羽、宦官的爪牙,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更加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舆论的抨击。时谚云:“举秀 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一五《审举》)面对这种黑暗的现实,有更多官僚和地主知识分子联合 起来,出现了品评时局、不满权阉的清议派,投入反对外戚宦官腐朽势力的斗争,但遭到报复和镇压,造成了东汉历史上两次臭名昭著的“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出现在桓帝时期。东汉自和帝登基后,迭出少年(包括幼儿)皇帝,他们不懂国家政务,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的斗争局面,且这种斗争 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桓帝在位时,前期是梁冀专制,后期则五侯横暴。官僚和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公元144年顺帝死后,围绕立 帝问题进行了多次较量,最后梁冀杀了反对派首领李固、杜乔,拥立桓帝。梁冀失败后,桓帝又被宦官所挟制,这就进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学生的愤怒。李 固、杜乔等人的斗争得到社会上的普遍同情,一时李杜声名满天下。桓帝后期,宦官集团独霸政权,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反对派人物。 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李膺成为著名领袖。李膺出身于衣冠望族,任河南尹时因打击宦党而被下狱,不久复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弟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罪 躲在张让家中,李膺派人去张让家搜出处死。许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出宫。李膺敢于打击当权的宦官,名声越来越大,他与太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都受到士大夫 的敬重,以他们为首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权阉集团的嫉恨。延熹九年(公元166),宦官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朋比为奸,桓帝遂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 膺、陈实等200余人;第二年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
  第二次党锢出现在灵帝时期。建宁元年(公元168),外戚与宦官 的斗争又不可阻遏地爆发了。灵帝刘弘即位后,因年纪尚小,由窦太后执政,论功策勋,封其父窦武为闻喜侯,拜大将军辅政;兄弟窦机为渭阳侯,拜侍中;窦绍为 侯,迁步兵校尉;窦靖为西乡侯,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骑。窦氏一家权倾朝廷内外,十分显贵。窦武嫉恶宦官专宠,遂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 消灭宦官势力。但因事机泄漏,此年九月初七,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胁迫太后,夺取玉玺,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自杀,陈蕃等遇害。随 后,窦家宗亲、宾客以及姻亲,抓到的都被杀掉,又将窦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家属徙于日南。自公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举荐的,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一律 免官,永不录用。宦官集团取得胜利。此后,整个灵帝一朝都在奸阉势力垄断之中。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乘机奏捕党人, 李膺、杜密、虞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以至于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团迫害的所谓党人,某些党 人逃亡时,许多人“破家相容”,说明反对宦官专权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熹平元年(公元172)窦太后母亲病故,忧思成病,也于六月初十在南 宫云台去世。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再次四处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公元176年又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 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次党锢持续续了十几年,被残酷镇压的人不计其数。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擅政宦官假借皇 帝名义而对朝野反对自己的士人及年轻学生的全面打击。它既透露出东汉的宦官专权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反映了士人学生虽前途受到宦官威胁,但不畏强暴, 捍卫正义的大无畏精神。党锢后不久的黄巾大起义,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与起义军一旦结合,则后果不堪设想,于 是,中平元年(公元184)下诏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党锢一案方得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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