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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为了独尊儒术还进行了哪些改革?

分类:历史解密 2021-07-21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秦朝末年以来,天下战乱不休,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西汉建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这时统治者最重要的就是安定民心,集中精力发展生产,促进社会经济的复苏。在政治上奉行清净无为思想的黄老之举,正好适应此时的社会形势与政治需要,因此得以蓬勃发展起来。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统治阶级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黄老之学,提倡“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儒家学说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尽管西汉政府承袭了秦朝的博士制度,但是当时博士人数有限,而主要职责仅限于皇帝的顾问,在儒家学说的发展和传授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作为。汉惠帝时,废除“挟书律”,诸子学说慢慢恢复,统治阶级在奉行黄老之学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学派的发展,儒学遂成为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学说。汉景帝末期,儒教学说日益收人重视,并开始出现取代黄老之学的倾向。

当时的西汉政府,除了中央朝廷,还存在着许多同姓诸侯王的封地。这些诸侯王国有相对独立的人事、财政大权,有的还有自己的军队。许多诸侯无视朝廷法令、政策,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甚至公然起兵反叛朝廷。汉文帝时期的济北王、淮南王反叛,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就是当时诸侯势力增长的结果。这种情形下,主张“清净无为”的黄老学说显然已不能适应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相反,儒家的群臣理论、秩序尊卑等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

汉武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登基后,他便积极实施新政,推行儒家思想。首先,他罢免了黄老信徒卫绾的丞相之位,准备改组“三公”人选。建元元年,汉武帝先后任命窦太皇太后之侄窦婴为丞相,王太后同母弟田蚡为太尉,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儒生王臧为郎中令,成为自己的近臣。

随后,汉武帝采用当初贾谊向汉文帝提出的建议,准备建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明堂是中国古代的大型礼制建筑,也是帝王宣讲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皆在此举行。因此,汉武帝对明堂的修建非常重视,他专程将名儒申公接到长安,直到明堂的建筑事宜。

就在汉武帝醉心儒术,跃跃欲试之时,住在东宫的太皇太后却给他当头一棒。太皇太后从汉文帝时期就是黄老学说的坚定支持者,她怒斥汉武帝,禁止他的一切尊儒活动。初登大宝的汉武帝羽翼未丰,只好听从太皇太后的安排,放弃筹建明堂的计划。同时,赵绾、王臧获罪,不久于狱中自尽;丞相窦婴、太尉田蚡皆被免职;申公因病免官,回乡后没几年就病逝了。于是,就这样,汉武帝的尊儒新政受到挫折,于是他暂时收起光芒,开始韬光养晦。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太皇太后病逝。王太后宠爱儿子,不愿干预朝政。于是,22岁的汉武帝终于告别政治“禁锢期”,开始拥有独立处理政事的权力,满腔抱负也终于得以施展。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正式下诏,召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到长安参加策问,征询治国方略。就在这个时候,儒生董仲舒向汉武帝献上一篇《贤良对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思想家、经学家,广川(今河北景县)人,精通《公羊春秋》。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汉武帝亲自召见董仲舒,连问三策。董仲舒也针对汉武帝的问题连问三章,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又称《贤良对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董仲舒的思想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道教的阴阳五行理论,从而形成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在这套思想体系中,“天”是一个重要概念,“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出发,建立起一套“三纲五常”为基础的伦理学。其大意包括: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太子,就是天的儿子,因此可以代表天来统治臣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三纲五常,所有的人,上到诸侯王爷,下至平民百姓,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随后,他又提出“大一统”思想,建议汉武帝统一学术,将不属于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孔门学说其余的各派学说全部从博士官学中废除。

汉武帝听到《天人三策》后,大为兴奋。立即颁下一道旨意,把朝廷中那些不学习“五经”的太常博士全部罢免,并禁止朝廷中再有人尊奉黄老学说。与此同时,汉武帝开始广泛招揽儒生,提拔儒生担任朝廷要员。平民出身的公孙弘就是这个时候被启用,最后官至丞相。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由原来崇尚黄老学说的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家学说的礼乐文章,开启汉朝以文治国的先河。朝廷以儒学选士,举孝廉,荐贤能,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将儒学作为官吏的考核标准之一,鼓励士子规范操守,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于是儒学之风渐盛,超越百家学说,取得压倒性优势,实现重大转折。

除了在政治上重视儒生,思想上推崇儒学之外,汉武帝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来促进儒学的发展:

一、置五经博士。文景时期,儒学曾设立《诗》、《书》、《春秋》三经博士;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趁太皇太后病重之际,正式设置《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

二、兴办太学,推广郡学。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兴办起中国第一个面向普通民众的官学——太学。办学的所有具体事务全由当时的丞相公孙弘主持,太学教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课程则以儒家五经为准。太学的设置首开我国“学而优则仕”的正规入仕途径,由于适应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汉武帝时,太学的五经博士弟子大约五十人左右,到西汉末年,博士的数量已达一万人。在兴办太学的同时,汉武帝还积极推广文翁办学的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在我国古代帝王当中,汉武帝是发展教育热情最高,成绩最大的人,他这一些列兴教举措,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影响深远。

三、使用年号。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下令,以当年元鼎四年,追改自己登基以后数年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个年号时长六年。从此,中国史学家的纪元方式得以确立,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才被西元纪元法所取代。

四、颁行历法。汉武帝还是第一位在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朝廷宣布修订礼制和历法,其重要内容有:该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太初”意为宇宙的开端,汉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表达自己“改元更化”的功绩。

以上这些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教育、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领中,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专制统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的政策,实际上只是将儒家学说的地位提高,将其定位官方意识形态,但并未禁止其余各派的学术。汉武帝以后,道、法等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还有不少人入朝为官,成为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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